大卫·哈维：但丁的《地狱》可以诠释《资本论》吗?

　　                        《马克思的“地狱”：<资本论>的政治理论》(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今年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很可能诱发一场重新诠释马克思《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的风潮。而在这场对马克思知识和政治遗产声势浩大的争夺战中，独占鳌头的是政治学家威廉·克莱尔·罗伯茨(William Clare Roberts)，他从政治哲学和语言文学的角度重新考察马克思的这部伟大作品，写就了精巧而清晰的《马克思的“地狱”：<资本论>的政治理论》(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罗伯茨的独创性贡献来自两项创新。首先，他注意到《资本论》第一卷在行文组织上，与但丁《神曲》第一部《地狱》之间的平行。后者对工作场所向生活地狱的滑落以及人们寻求救赎方式的描述，深刻地形塑了马克思的叙述方式。

　　其次，他并不认为应该将《资本论》完全视作政治经济学论文，罗伯茨更倾向将其视为探讨政治哲学的一条路径。因此，他特别关注马克思与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并得出结论，马克思远远超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政治选择上，走向了更加古老的非支配性的共和主义传统。

　　如果没有遗漏的话，仅这两点就足以让我们进行一场富有想象力，清新愉悦，同时又充满争议的阅读。

　　一、《资本论》与但丁《地狱》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中继承了丰厚的文学遗产，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弥尔顿、雪莉、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希腊哲学和神话，还有来自流行文化的文学滋养(转台(table-turning，一种降神仪式)、吸血鬼和狼人、下金蛋的鹅)，各种文学作品的影响显而易见，俯拾皆是。然而，我还从未将其与但丁的《地狱》联系起来过，在读完罗伯茨的书后，我才发现但丁对于形塑《资本论》第一卷理论论证手法的作用，罗伯茨能看到这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虽然《地狱》影响了《资本论》象征手法上的运用，但它是否影响了马克思实质性的概念和理解呢?罗伯茨肯定了这一点，而我却没有看到相应的证据。

　　马克思的真实意图是寻求一种富有说服力的方式，向他的潜在读者(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依靠自学的工匠和劳工)呈现他的发现。为此，有时候他故意简化理论，甚至到了杜撰的程度。比如，尽管他坚持价值和价格是不同的，但他经常把它们写得看起来差不多，以便使价值学说在读者中更加流行。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通俗化了很多黑格尔哲学术语，这种术语的“异化”支配了他计划写作的其他著作，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却很少出现在《资本论》中，更别说翻遍《资本论》第一卷全文，几乎发现不了这种哲学术语。

　　马克思将文学和文化的参考文献掺杂进《资本论》第一卷的文本中，以确保他的读者能够理解他想要谈论的内容。罗伯茨也认为，马克思很少单独使用“深奥”的术语“剩余价值”，而常常和“剥削”搭配起来使用，大概是为了让他的预期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在马克思时代，但丁的《地狱》广为人知(威廉·布莱克已经证明了这点)，那为什么不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呢?

　　对这类隐喻和类比的解读是有帮助的，但终究只是一个切入点。如果超出隐喻所能承载的极限，即便不是危险的，也容易产生误导。举个例子，把国家比作有机体，与把国家视作真正的生物，渴望并要求生存空间，是不一样的。(这就像纳粹德国的地缘扩张，鼓吹“空间生存”(Lebensraum)学说)

　　《资本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误读。在教授《资本论》第一卷的四十年时光里，我认识到这本书可以有多种的阅读和理解方式，而这有赖于学科训练(对于学生和学者而言)或政治经验(对于更加广泛的公众而言，比如马里兰监狱里的囚犯、工会成员、社区政治活动家、美国共产党的残余成员)。

　　我认为，这种解读的灵活性体现了马克思天才的行文和呈现手法。他不仅可以传达一个普遍的信息，而且可以杂糅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不同人群中引起共鸣。这正实践了他的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具体情况集中了多种决定，是多元化的统一。”

　　我曾参与不同马克思研究小组，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于文本的理解。例如，我不得不承认，马里兰州被监禁的黑人囚犯很容易就能理解马克思说了什么，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英学生却需要大量的讲解。同样的，那些受到科学主义经济学家训练的人，和欧陆哲学背景的人相比，从马克思著作中得到的东西少得多。还有，哲学家与人类学家，会从这本书中读出相当不同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我之所以反对罗伯茨的解读，并不在于他的视角，这里面反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而罗伯茨设法让马克思重新回到政治哲学辩论的中心，我非常钦佩这样的努力。问题不在于他阐明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马克思思想侧面，让我们不得不修改了既往的解释，而是他建立了一套独特而排他的阐释，将其他马克思的著作推向了另一边，而在无望的困惑中判断和误读它们。

　　我最反对的一点是，罗伯茨将《资本论》第一卷作为独立文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分离出来，并试图通过忽略它与马克思其他作品的联系来解释它。他的论述建立在一个浅薄而方便的假设之上的，即马克思的其他作品并没有准备好出版，是未完稿，所以是内容并非不可更改。他孤立地将第一卷与《地狱》做类比，我怀疑这种类比却并不存在于其他两卷的《资本论》中。

　　但是，将第一卷作为一个独立文本是非常成问题的。三卷《资本论》计划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来剖析和呈现。

　　第一卷的实质部分采取了生产的视角。第二卷开启了对不同形式的资金流转(货币、商品、产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然后详细考察了市场价值的实现条件。第三卷讨论的是剩余价值以货币形式的分配。生产、价值实现、分配，然后紧跟着再投资，构成了整个资本的流通。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意图：

　　资本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必须设法出售他的商品，并将从出售中获得的大部分资金转化为资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资本论》第一卷)，我们假设资本以正常的方式流通。这个过程的详细分析在第二卷中可以找到……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家……绝不是最终的所有者。他必须与履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因此也分为不同的部分，其碎片采用相互独立的形式属于各类人员，如利润、利益、贸易收益、地租等。我们只能在第三卷中处理这些经过修改后的剩余价值形式……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假定资本家出售他所生产的商品都是基于其价值的……另一方面，我们与其将资本主义生产者视为所有剩余价值的所有者，不如更好地把他当做与他分享战利品的所有人的代表。

　　第一卷中的假设是所有的商品都在其价值基础上进行交换。这样，马克思就可以避免在该书第一部分末尾遭遇的问题：“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价值。如果一个东西没有用，那么它包含的劳动也是无用的;劳动并不被算作劳动，因此也没有价值。”人们的需求、需要和欲望对于实现价值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也取决于他们的支付能力。

　　此外，在论述货币一章中，马克思意识到虽然商品爱上了货币，但“真爱的过程从未顺利进行”。在此之前，人们认识到劳动分工的变化和新需求的创造也许会导致，昨天一些关键的商品在今天无关紧要。但马克思在第一卷剩下的章节中(除了论述原始积累的第八部分)的假设，是所有的交换都建立在价值基础上，所以市场并不存在有效需求的问题。

　　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马克思阐发了一个反映劳动者“地狱”的资本主义活动模式：

　　调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方法……将工人从一个人的完整状态撕碎为碎片，它们将他降格到机器附件的水平，它们破坏劳动的实际内容而将其变成了折磨;它们将人异化……从他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的智力潜力和组成它的科学一样，都是独立的力量;它改变了他的工作条件，使他在劳动过程中受到更为仇恨的专制，它们将他的终身转化为工作时间，并将他的妻子和孩子拖到资本的车轮下……按照资本积累的比例，劳动者的状况，也就是他获得报酬的高低，必须变得更加糟糕。最后，总是把相对过剩人口或工业后备军积累程度和能量加以平衡的法律，将工人牢牢地钉在资本之上，比赫菲斯托斯的楔子将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还要牢固。对于财富的积累而言，苦难的积累成为了必要条件。因此，在一个极点上积累财富，同时在另一极上是积累的苦难、劳动折磨、奴隶制、无知、野蛮和道德退化，如此种种，就在这个阶级的旁边，资本在自我增殖。

　　当我们看到马克思引用和评论的那些工厂巡视员报告，再想想深圳富士康的工人自杀现象(在组装我的苹果电脑的时候)和燃烧的纺织工厂可怕的劳动条件(他们在孟加拉国生产衬衫)，我们就会立即理解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东西。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直到最近，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工人预期寿命已经提高了(从1820年的大约35岁到现在的70多岁)。马克思对于工人地狱的描述对于那些“富裕工人”而言是无法辨认而不自知的，他们受到工会保护，住在郊区房屋，车道上有车，客厅里有电视，厨房里有笔记本电脑，以及在西班牙或加勒比的假期。正如安德烈·戈尔茨(André Gorz)指出，他们的“地狱”由无意识的补偿、人际疏离的消费主义、缺乏自由支配的时间组成，而不再是工厂里骇人听闻的劳动条件。

　　在被罗伯茨忽略的《资本论》第二卷中，展现了这种异化如何发生。工人的总体有效需求为稳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家对于市场很重要。但是作为劳动力的卖家，资本主义社会却倾向于将工人的劳动报酬限制在最低价格……商品销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不仅受到普遍社会消费需求的限制，而且因为绝大多数人总是贫穷且一直保持贫穷，社会消费需求受到了制约，限制了其实现。

　　马克思在第三卷中重复了这一论点。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最终原因，是工人的消费能力受到了限制。一旦“一切交换基于价值”的假设被抛弃，就会形成一个截然不同的资本积累图景。资本积累基于“理性消费”——也就是说，理性，与资本积累有关。

　　亨利·福特就非常清楚这一点，他采用了八小时五美元工资制策略。他认识到，人们有钱了就不得不购买他的T型车。一些硅谷大亨支持普遍基本工资制度，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科技正在使人们失业，但是如果他们想要继续销售产品扩大市场，就必须保持有效的需求。

　　罗伯茨忽略了这一切。他对马克思资本概念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即生产与实现价值的“矛盾统一”只字不提。

　　罗伯茨决定忽视马克思更加广泛的理论框架，可能源于他对但丁《地狱》的关注，但是《地狱》对上述内容并没有述及(尽管马克思频繁引用的另一部著作——歌德的《浮士德》——论述了这个问题)。这也最终成为我质疑罗伯茨著作的原因：他倾向于排除任何不符合他学说的东西。

　　必须说，罗伯茨的抱怨是对的，对马克思的注意力过多地被放在经济上，而太少放在政治上，但这种不平衡并不能通过忽略经济来纠正。还有证据表明，尽管出版了，但马克思并不认为第一卷已经完成。恩格斯在其余两卷中对马克思的整理是准备充分的，很难想象它们不被纳入到任何最终版本中。此外，第二卷结尾处的再生产模式几乎肯定会被后人强调(经过了相当多的晚期评论以后)。这些指明了，为什么不能持续减少劳动力的价值，如果要避免经济危机，实际上可能需要增加劳动力的价值。

　　这一关键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从198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符合第一卷思路的趋势)，产生了有效需求匮乏的问题(第二卷中定义的)，而这已经被不断扩大的信用体系(第三卷关切的问题)的兴起而部分掩盖。

　　这些都不在罗伯茨的视野范围内。此外，第三卷尽管不完整，却表明分配并非资本流动的终点，而是重新获得资本价值的起点(第二卷的开头章节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作为持续运动的价值的明确定义。从简单再生产(马克思在整个第一卷和第二卷中论述的)到扩大再生产的转变，带来了无穷无尽不受限制的资本积累的问题。

　　据马克思所言，这一循环构成了一个“恶性无限循环”(与简单再生产的良性无限循环相反)，这表明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地狱——一个无限扩张的资本积累过程，无论何种环境、社会和政治，都能以复合的速度螺旋式上升。这一螺旋背后的核心力量是资本的流通(例如我的养老基金寻求最高的回报率)。但是如果我们只读了罗伯茨建议的《资本论》第一卷，我们不仅看不到这点，我们也会误解第一卷的观点。

　　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讨论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一卷的第八部分，马克思处理原始积累的问题，在这一部分中，高利贷者、银行家、商人、房东和国家(及其债务)也回到关于市场有效需求的效力的叙述里。但是，罗伯茨如此急于把这些所有事情排除在外，以符合但丁的模式，他看不出这种戏剧性转变的意义。罗伯茨从但丁的比喻中读出，原始积累是一系列背叛：

　　资本主义的要素被释放了，就在领主们对封建秩序的背叛中，在他们对创造自己社会权力的信任纽带丧失信仰的过程中。作为这种背叛的受益者，新兴的资本主义化的农民阶级转而劫持了他们的保护人，使地主受到市场的统治。国家被这些革命转化经济增长的贪婪仆人，采取所有的行动其保持其主体性——它的团体本应是清贫而绝望的，并用有组织的力量实施征服、掠夺和殖民的政策。最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的财富和财产科学，背叛了它的理想……资本只有让自己全神贯注于降格创造它的劳动者，并不断告诉他们生存的凶险才能存在。由于其本质使然，资本必然永远背叛其创造者。

　　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记述，而且据我所知，在历史上也可能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

　　马克思强调资本“大洪水”来临之前的(antediluvian)各种资本形式的重要性——高利贷者、商人、银行家。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说：“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会发现，商人资本和有息资本都是衍生形式，同时在历史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两种资本形式出现在现代资本之前。”这些关键要素在罗伯茨的记述中彻底消失了。

　　在其他地方，马克思为“商人资本的历史资料”(第三卷第二十章)，“前资本主义关系”(第三卷第三十六章)和“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第三卷第四十七章)提供了明确的记述，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进行了相当长度的讨论，所有这些都值得纳入考量。商人资本的角色在《共产党宣言》中被突出显示。

　　然而，罗伯茨忽略了这一切。他对于“背叛和腐败”的记述，也略过了他在其他地方相当正确坚持的观点，即马克思不会根据个人甚至集体的行动或背叛来解释历史变迁，而是把它们当做深层社会过程的活跃表征。

　　在这方面，莎士比亚比但丁提供了更好的指导。《约翰王》里的私生子(同时也是显然不合法的继承人)说了如下的独白：

　　疯狂的世界!疯狂的国王!疯狂的和解!……

　　那个笑脸迎人的绅士，使人心痒骨酥的“利益”(commodity),

　　“利益”，这颠倒乾坤的势力;

　　这世界本来是安放得好好的，

　　循着平稳的轨道平稳进行，

　　都是这“利益”，这引人作恶的势力，

　　这动摇不定的“利益”，

　　使它脱离不偏不颇的轨道，

　　迷失了它正当的方向、鹄的和途径;

　　就是这颠倒乾坤的势力，这“利益”，

　　这牵线的淫媒，这掮客，这变化无常的名词……

　　为什么我要辱骂这“利益”呢?

　　那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垂青到我的身上。

　　并不是当灿烂的金银引诱我的手掌的时候，

　　我会有紧握拳头的力量;

　　只是因为我的手还不曾受过引诱，

　　所以才像一个穷苦的乞儿一般，向富人发出他的咒骂。

　　好，当我是一个穷人的时候，我要信口谩骂，

　　说只有富有是惟一的罪恶;

　　要是有了钱，我就说，

　　只有贫穷才是最大的坏事。

　　既然国王们也会因“利益”而背信弃义;

　　“利益”，做我的君主吧，因为我要崇拜你!

　　(译文引自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

　　货币化和商品化是劳动中的基本过程。马克思证明，“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货币化导致传统社会解体，而货币也就成为了社群联系纽带，由此描述了工业资本崛起的必要前提。

　　出现在罗伯茨叙述中的中世纪英国是一个外围经济体，一个远离意大利城市主要行动区、香槟博览会、巴伐利亚银行的岛屿，十二世纪法兰德斯和意大利原始工业化对羊毛的需求引发了英国羊毛的超标养殖，最开始由西多会(Cistercian)的修士主导，然后在修道院土地被征用后，由新的商业化地主阶级主导。

　　当然，这里有很多的“背叛和腐败”，但是更加根本的是发生在更深层次的故事，也就是欧洲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即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双重入门书)的传播，对于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即便不是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土地、劳动和货币是工业资本来临之前的商品形式。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说明这些前资本主义形式如何转变并适应成为工业资本框架内作为持续运动的价值。

　　二、空想社会主义传统内外的马克思

　　下面要谈谈我认为罗伯茨的贡献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且也希望这一部分能够持续下去，因为它揭示了重大的意义。考察马克思的政治时，对于政治哲学的关注对我们大有裨益，罗伯茨通过考察其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关系来贯彻这一点，是非常受欢迎的。

　　罗伯茨特别关心马克思与蒲鲁东、傅里叶、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等人的联系。这种社会主义传统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平等和社会正义，以及工人的尊严和对工人的尊重问题上。

　　G·A·科恩(G.A.Cohen)认为马克思就属于这一社会主义传统，但是，罗伯茨对此说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且我认为罗伯茨是正确的)。罗伯茨认为，马克思打破了道德主义社会主义的传统，他恢复了一种更加古老的非支配性共和治理的贵族传统。这一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经验带来的转变，生产出马克思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另一套替代性政治想象。

　　我并不确定这是否是对的，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围绕不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论述不足以定义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可以取代它们的定义呢?

　　马克思说，对前现代协作主义和互助主义的怀旧和回归，并不能提供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这种共产主义来自于蒲鲁东式倡导小型和亲密关系的手工劳动形式，并且直到今天还继续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地域性和小规模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倡议。

　　马克思并不愿意放弃工业资本主义下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问题是，如何寻求生产扩大化的替代性模式，让人既能拥抱更高的生产力，又能同时保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的共同劳动的理想。

　　例如，在《资本论》第二卷对于宏观经济复苏模式的探索中，马克思宣布他打算继续研究，如果假定生产是集体的，取消了商品形式，那么经济会有怎样的不同。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一步工作。但正是这一假设，引导苏联中央计划经济者将再生产模式纳入到“投入-产出”的模型里。

　　当然，正像苏联经验揭示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数学问题。就像罗伯茨指出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想象“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自由人协会，在一个单一的社会劳动团体内，充分发挥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和自身的作用。”然而，如何组织和由谁来组织这一劳动过程是一个难题。

　　罗伯茨将马克思置于罗伯特·欧文身侧。他认为，欧文是一个古老的贵族共和主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后者将由工业环境中的工人自我组织来创造。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将圣西门与欧文作比较，但并不赞赏圣西门。

　　但是，罗伯茨在这里忽略了恩格斯的脚注：“如果还在世，马克思无疑已经大幅修改了这篇文章，最终会赞叹圣西门的天才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识。圣西门在其早期著作中忽略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是因为当时法国的政治经济条件所致。欧文在此有所进步，是因为他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中期工业革命和阶级对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重要的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见到的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是从工匠劳动占支配地位的环境中产生的，例如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巴黎研讨会(以及更早的傅里叶和圣西门)。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也许是第一个面对1844年工厂系统恐怖之处的社会理论家。马克思主要是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厂劳动的理论家，而蒲鲁东则为工匠而战。

　　今天，我们的学术规范化了从工匠到工厂劳动的过渡的历史过程，但在当时如此巨大的冲击中(如恩格斯记录)，评论家若非不可能，也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态，蒲鲁东尤其如此。由于工匠还没有从产品销售贸易中被分离，所以蒲鲁东认为，剥削发生于市场，传统工匠劳动被商业资本权力、货币和信贷系统彻底吞噬了。蒲鲁东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中长篇论述的剩余价值的意义，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下，劳动才真正被吞噬了。

　　这是欧文和马克思一致的地方。他们都面临如何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在其中既能保留工厂和机器技术的生产力明显提高，同时又能使劳动者摆脱剥削、占有和统治的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中偶尔论述了机器技术发展对劳动者和家庭生活的积极影响。)

　　因此，如果认为马克思有别于之前长期的社会主义传统，罗伯茨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所要处理的问题远远超出对工匠生产的怀旧回归，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圣西门提出了其他社会主义者没有想到的重要事情。

　　这是值得重新审视的，因为它为罗伯茨对G·A·科恩的批判提供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依据。马克思指出，圣西门区分了“travailleurs”(组织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有产者)和“ouvriers”(他们雇佣的“劳工”)。对于圣西门而言，寄生的放租者(就是简·奥斯丁小说中那些每年收取高额租金的人物)才是主要的敌人。

　　圣西门意识到，对于“travailleurs”而言，集体组织起来以创建推动人类进步的大型公共工程是困难的。当圣西门主张组织协会的时候，他关心的是“travailleurs”的协会。这导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疑惑，作为“travailleurs”协会的股份制公司，如果在民主化以后吸收“ouvriers”，难道不是一个进步的行为吗?这是欧文式探索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但在法国的圣西门派(包括资助巴拿马运河的路易·波拿巴)手中，这种项目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投机手段。但是圣西门自己提出了集体治理和管理模式，避免了这种歪曲，这也许是吸引马克思进入其思考模式的一个原因。

　　圣西门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当代社会中典型的价值生产组织仍然沿着圣西门的路线组织来。在曼哈顿的家庭餐馆老板在雇佣“ouvriers”的时候是一个自我剥削的“travailleur”，几乎所有形式的分包工作和文化生产(进入任何小型建筑公司或艺术工作室)，包括数字化劳动，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组织的。

　　当你询问“travailleurs”和“ouvriers”共同创造的价值何去何从(如何实现)的时候，答案是银行、商人资本家或放租者。数字化劳动世界中的自我剥削，喂养了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的基础，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因此，难点在于制定一种治理形式，包含了满足宏观经济生产和建设方式需要的原则性目标。(包括生产必要的集体基础设施)

　　圣西门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马克思也被自我组织的巴黎公社强烈打动。在短短的时间内，公民们在治理方面进行了各种创新(以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方式)。当代的例子就是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和库尔德运动。他们采用的联邦社会主义原则值得认真考虑。这个困难仍然伴随着我们，我认为罗伯茨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带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然而，罗伯茨在讨论社会主义传统的时候有一个显著的缺席，他完全忽略了雅各宾元素。这在罗伯茨强调马克思受惠于旧共和主义传统时显得尤为奇怪。罗伯茨也许正确判断了，马克思在回应早先政治传统时强调通过共和政治使自由免于被支配。但是，如果不先开放地讨论非常不同的雅各宾共和主义问题，我不知道他将如何进行论证。

　　马克思与奥古斯特·布兰奇(Auguste Blanqui)——这一在法国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强大表现——之间的关系需要加以阐述。布兰奇的派别是公社的力量，雅各宾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中需要得到批判性的解决。

　　圣西门将治理限于对事物的管理，而非对人的管理。雅各宾派表示反对这一原则，他们争辩道，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统治以及公开面对如何治理人民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例如，马克思也许从布兰奇那里吸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这不是一个容易面对的问题，但完全避免它和马克思的联系只不过是掩耳盗铃。但这是另一场讨论了。

　　本文原载于《Jacobin》杂志，2017年3月10日

(来源：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