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才：批判理论视域中的技术文明

 　　王凤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法兰克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多个国家级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要代表作：“批判理论七部曲”“马克思四部曲”；主要译著：《否定辩证法》《〈自由的权利〉精粹》等。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文本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那里，有许多关于技术批判理论的文本。例如，霍克海默的《科学及其危机札记》（1932）、《当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论争》（1934）、《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工具理性批判》（1967）、《科学与危机——观念论与唯物论之间差异的讨论》（遗稿，1931—1932）等。顺便说一下，《工具理性批判》与《理性之蚀》的关系问题。《理性之蚀》是英文版，《工具理性批判》一个德文版，一个英文版。（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经过对照德文、英文的考察，我的结论是：（1）德文版的《工具理性批判》就是英文版的《理性之蚀》之德译本，英文版的《工具理性批判》是一部“伪”工具理性批判。所以如果做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研究，你就只能借助德文版的《工具理性批判》，或英文版的《理性之蚀》，而不能借助英文版的《工具理性批判》，否则资料就错了。

　　阿多尔诺的《认识论的元批判——胡塞尔和现象学的二律背反研究》（1956）、《后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1968）、《“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论争”导论》（1969）。关于Spätkapitalismus，我不主张翻译成“晚期资本主义”，应该翻译成“后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一般说来自曼德尔的《后期资本主义》（1972）一书。实际上，至迟来自1968年阿多尔诺的一篇文章，《后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其实，在《否定辩证法》中就有了“后期资本主义”这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这个概念最早来自桑巴特，大约1925年就使用了这个概念。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55）、《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1964）、《技术社会中的社会转型问题》（遗稿，1999），以及本雅明的《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哈贝马斯的《理论与实践——社会哲学研究》（1963/1971）、《论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1971/扩充版1982）、《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交往行为理论》（1981），以及维尔默的《作为认识论的方法论——波普尔的科学理论》（1967）、《批判的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1969）、《实践哲学与社会理论——批判的社会学的规范基础问题》（1979）；还有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第2版改名为《技术转型》，2002）、《可选择的现代性——哲学与社会理论中的技术转向》（1994）、《追问技术》（1999）、《现代性与技术》（合编，2003）等。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涉及技术与理性、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明、技术与伦理、技术与审美、技术与现代性等众多问题。下面，我就依据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有关文本，围绕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以及技术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谈一些自己的理解。

　　第一个观点，从科学作为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霍克海默说科学作为生产力，对社会文明进程有所贡献；作为社会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工业文明作为可能。马尔库塞说，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作为主要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们过上了富裕生活。哈贝马斯说，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瞩目的趋势：一是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二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第二个观点，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到科学技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再到科学技术作为隐形意识形态。霍克海默说，与形而上学一样，科学也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它们都掩盖社会危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都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们保障了一种阻碍它们揭示现实危机原因的形态。”马尔库塞说，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统治工具。就是说，“技术合理性概念本身也许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支配”。哈贝马斯指出，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作为非政治的隐形意识形态起作用；它比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更加无孔不入；它代替自由交换的基础意识形态为统治合法性奠基。

　　第三个观点，从压抑性文明到非压抑性文明。在马尔库塞眼里，技术文明（=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压抑性文明，发达工业文明=压抑性文明的顶峰；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技术进步就是文明进步；实际上，在技术帷幕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全面的奴役和压抑的日益加剧，是人的尊严的丧失，“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升华了的奴隶，但他们仍然是奴隶”。马尔库塞的这个思想同《启蒙辩证法》中“进步退步相交织，文明野蛮相伴生”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也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倒退史”。往前追可以到卢梭“自然使人幸福，文明使人痛苦”。再向前追，可以到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理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一代不如一代。当然也可以找到老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今天，我们太过于重视儒家文化；实际上，道家文化对社会戾气有很好的抑制作用。马尔库塞认为，非压抑性文明是真正人道的、自由的文明，是未来文明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他还设想了走向非压抑性文明的途径：（1）重建新文明观念，确立新文明目标，使人过一种真正符合人性的“无忧无虑”的生活；（2）超越操作原则，重建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关系，即消除理性暴政，解放新感性，协调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关系；（3）将性欲转变为爱欲、重建爱欲与文明的关系，实现“非压抑性升华”（nicht-repressive Sublimerung），并通过性文化革命推翻现存社会秩序，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释放审美形式的政治潜能。

　　第四个观点，从理性到合理性再到交往合理性。在M.韦伯那里，与现代化进程一起，理性变成了形式/目的合理性；而目的合理性就变成了结果有效性。这样，理性的分裂就导致了理性的片面发展。这样，理性发展就带来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带来了进步，一种带来了退步或者说带来了奴役。那么进步就是现代化、现代性，那么倒退就是铁的牢笼，就是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到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那里，合理性就变成了工具理性，变成了主体理性，并且代替了客观理性。因而，工具理性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批判主体理性，并不转向客观理性，而是推崇批判理性。因为不论主体理性还是客观理性都是实体理性，这是他们所反对的，他们赞同过程性而非实体性的批判理性。哈贝马斯说，理性的工具化、主观化促进了工业文明发展，工业文明进程又促使理性进一步工具化，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萎缩，由此出现了现代化的片面化。然而，哈贝马斯并不像他的老师们那样，完全否定工具理性，而是看到了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基础作用，因而他试图改变他的老师们对理性的理解，试图将合理性重建为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认知-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审美-表现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通过实现社会合理化克服工具理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克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危机，拯救现代文明。这样，尽管哈贝马斯具有了改良主义的成分，但却有了现实主义的可能，当然仍然理想主义的东西在里面。

　　第五个观点，从技术批判到技术转型再到技术民主化。在芬伯格那里，技术批判就是对技术统治论批判；技术转型就是使技术服务于新阶级，服务于新的阶段、新的目标、新的发展，走上“技术民主化”的后现代技术；也就是要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走向技术民主政治学，即从技术理性到民主理性；从技术官僚统治到技术民主化；从技术官僚统治为基础的独裁政治到以技术民主化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第六个观点，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在我看来，技术文明、科技文明、工业文明，这三者本质上是一回事；而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数字文明、智能文明，仍然属于“技术文明”，不过是技术文明的升级版。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技术文明的升华，不是技术文明的生态化，而是生态文明。所以，我将生态文明当作人类文明4.0（从人类文明1.0到4.0，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4.0，不是“工业文明生态化”，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未来文明发展方向。2004年我的《批判与重建》一书最后两句话：“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发展方向，和谐发展是通向生态文明必由之路”。当然，其他人可能也这样说过，后来基本上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希望，将来人们能够将生态文明当作超越以征服论自然观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形态的、以和谐论自然观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一项真正超代际的全球性事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