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政府购买服务减少，儿童政策正在关注这些领域

徐珊：除了刚才提到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还有多项重要政策。我举几个例子：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³明确，要增强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并将儿童健康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中。

2023年4月，教育部等17部门发布《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⁴，提出通过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

各地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例如，杭州市今年出台了加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心理健康关爱的“15条”⁵， 要建立“全方位推动、全景式覆盖、全过程呵护、全链条赋能、全社会参与”的服务体系。

徐珊：公益项目数量不少，但一些扎根社区的小规模社会组织，服务较为浅层。今年3月，我们征集了30余个儿童心理健康公益项目案例，这些项目回应了不少儿童和家庭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但由于资金量较少、服务周期受到限制、缺少专业支持等原因，导致一些社会组织所做的事情比较有限，同质化高，专业度不足。

徐珊：我认为服务应该分层级。我们不能要求一线服务者都是心理学专家，因此，行业研究和服务体系建设非常重要，应明确每个层级扮演什么角色、回应哪些需求。

许多小规模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获取资金，他们往往追求具有完整链条的项目：既有个案又有小组活动，既有亲子互动又有夏令营活动，甚至尝试大型倡导。内容丰富，但每项都浅尝辄止。

其实，小规模社会组织未必要追求“大而全”，精细化和专业化是方向，做深做细解决某些小问题也非常好，例如助力解决一年级小朋友入学后适应环境问题、乡村学校寄宿学生互助成长问题等。

我们需要社会组织在不同层级解决问题，有的机构开展基础性的预防类服务，有的机构致力于专业性更强的干预性服务。要形成这一局面，仅靠一线社会组织自身是不行的，需要政府、资助型基金会、执行类社会组织、捐赠方等形成共识，支持不同规模、不同定位、提供不同服务内容的社会组织，共建分层分类的服务网络。

3、政府购买“前推”

社会捐赠“后撤”

徐珊：政策关注的方向不同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向和内容也会调整，社会组织的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

这个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会产生一些挑战。

政府和社会组织“一盘棋”能更好地形成合力。两者互相补充，发挥各自优势，可确保社会组织及时跟上新的需求和变化，助力政策产生实效。

这几年，需求变化很快，社会组织在跟上变化的同时如何保持专业度，还要注意不被临时变化带偏机构发展核心方向，确实挺难。

徐珊：政府采购确实在减少，社会组织寻求更多社会捐赠，而社会捐赠往往更偏向于救助与帮扶式公益，对发展类和保护类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徐珊：我认为，这两年服务确实呈现出“后撤”的趋势。

徐珊：无论哪个阶段，儿童福利政策一直在往前推进，或强势或稍缓。政策关注发展和保护并不意味着忽略了基础保障。整体上，儿童福利政策的辐射范围越来越广，保障水平也在逐年提升。

如果我们希望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就需要有效的倡导和引导，帮助关注者了解和思考到底如何支持解决相关社会问题；也希望资助型基金会在捐赠人引导和项目筛选标准等方面发挥更专业的作用。

总之，如果想彻底解决问题，不能只由社会组织这个“终端”去解决，而应形成系统合力。

4、公益组织如何适应政策环境？

徐珊：政策从基本生存保障转向发展和保护，我认为是好的转变。在变化中，社会组织应提升服务专业度。

我们注意到，很多时候，政策与一线社会组织服务存在“不完美匹配”现象。政府购买服务的目的是期待社会组织配合政策落实和发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专业度、政策理解、资金设置等问题，一些服务未能有效回应政策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相关部门可能会认为，投入大量经费、孵化或支持大量社会组织，效果难达预期。

我认为，需要一些具备转化能力的中介力量如枢纽型社会组织、本地技术团队等介入，而专业服务供给的任务不能完全由一线服务类社会组织完成，因为他们也需要很多支持。

例如，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政法委牵头建立的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机制（详情点此），社会组织获得了未保中心、心理学专家、志愿者团队等多方支持，合力打造青少年心理健康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5、扮演好“两大角色”

徐珊：我认为，无论在哪个阶段，社会组织应该扮演好两个角色：一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补充者；二是先行先试的探索者。

许多工作之所以能够落实为政策，是因为进行了先期试验。小型社会组织在具体服务层面试验，大型公益机构则探索相关领域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即使是试错，也非常有意义。先行试验既可以是纯民间的社会行为，也可以与政府互动。

例如，儿童主任制度的出台源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试点以及持续倡导。从试点到形成政策，有几个关键点：首先，对问题的准确判断非常重要，试点工作参考了“赤脚社工”的中国经验，又有国际视角；其次是项目整体设计；此外，还有专业力量的参与，保持着多方视角。

小规模机构探索具体服务技术和社区服务模式也非常重要。

我们倡导五社联动，就需要这样的探索。以重庆市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为例，这是一个特钢厂厂区，比较老旧，有着熟人社会的基础，社区动员各个年龄段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组建不同主题的志愿者团队，解决多个问题；通过购买社工机构服务，惠及青少年、老年人群体，孩子们参与了墙面美化等社区环境改造活动，成为社区“小主人”。这一治理模式具备在其他类似社区和单位社区进行复制的可能性。

6、县域机构应找准“框架”中的定位

徐珊：政策仍将向发展和保护的方向发展。我认为，下一步，对家庭监护需求的精准化和专业化回应、纵向和横向服务机制建设会是重点。

随着儿童主任制度的确立，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结构基本形成。下一步的重点是精准化服务内容的填充。开展哪些服务？专业度是什么？以哪些标准开展服务？每项服务的边界和工作流程是什么？这些将继续完善。

以家庭监护为例，社会组织可以为家长提供养育技术支持，明确问题筛查标准、回应方式、回应强度等，做好预防工作；假如筛查出问题，应明确问题解决层级、购买哪些社会服务、哪些问题应通过社工站或社会组织回应等；如果是更严重的个案，应明确与各方协作时自身提供哪些服务。

徐珊：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应该对这个框架有基本认知，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和发展自身。

以江苏省张家港市（深度解析文章点此）为例，从纵向的“社区-街道-区县”到横向的部门联动，构成了一个政府、社会组织、专业心理咨询师参与的未保服务体系和框架。社会组织在干预保护、分级服务、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地形成了政府部门主导，社会组织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格局。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组织明确了自己的服务匹配哪些具体需求，就可以向着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