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基辛格生前最后一本书

   　2023年4月13日，我在纽约拜会了亨利·基辛格博士。他亲手赠送给我英文版的《论领导力》一书，并在扉页上签名“赠王缉思 自他的朋友亨利·A.基辛格”。

　　这本书弥足珍贵，不仅因为这是基辛格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更因为其中凝聚着基辛格整个政治生涯中形成的战略思维，以及他对同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和重大事件的观察和评价。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夹叙夹议地评述历史人物，结论部分则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对当今国际政治的特点和走向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展望。毫不夸张地说，在我读过的基辛格著作中，《论领导力》是最让我感动、最启发我思考、最令我折服的一部。

　　本书论述的“六个案例”，指的是冷战时期的六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和战略家：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基辛格相当详细地介绍了这六位人物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成长过程、政治经历，并评价了他们对本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贡献、他们的历史地位，以及各自留下的精神遗产。本书中也含蓄地指出了这六位人物的缺点、错误和留下的遗憾。

　　基辛格曾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兼任国务卿，因此同尼克松的个人交往和工作交集最多、最深。

　　基辛格同其他五位领导人也都有亲身接触。按照书中的记载，基辛格同戴高乐只有过两次简短的单独交谈。他同阿登纳和萨达特的关系，基本上限于国务活动和外交。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基辛格没有担任任何公职。基辛格说他和撒切尔夫人是“近40年的朋友”，却没有提供他们在政治活动以外个人交往的细节。

　　在尼克松以外的五位领导人里，跟基辛格谈得上“过从甚密”的，唯有与他同年出生、交往超过半个世纪的李光耀。书中写道，2010年李光耀在夫人柯玉芝去世后，多次给基辛格打电话，诉说自己的苦闷和孤独，可见他们之间心心相印。

　　在记述了这六位领导人的创造性历史贡献之后，基辛格总结了他们每个人特有的品质：“阿登纳的正直和坚韧，戴高乐的决心和历史眼光，尼克松对盘根错节的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决策的力量，萨达特寻求和平的高尚精神，李光耀在创立新的多民族社会的努力中显示的想象力，撒切尔夫人坚持原则的领导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仔细阅读本书前，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冷战时期世界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为数众多，为何基辛格单单对这六位领导人情有独钟？

　　这本书开篇的“导言”，回答了我的问题。导言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几页，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我对照英文原文，反复阅读了多遍，努力领会其深意和哲理。

　　基辛格说，这六位领导人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所塑造，而他们又成为本国社会和国际秩序演变的建筑师。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之间的辩证关系。

　　基辛格指出，人世间的大部分领导人不是目光远大型的人物，而是指导国家日常运作的管理型人物。但是在国家和国际社会面临危机的时期，需要的是本书所描述的目光远大、敢于担责、坚忍不拔的变革性（transformational）领导人。

　　在导言中，基辛格把领导力分解为分析能力、战略、勇气、性格几个方面。在他看来，与同时代其他众多的世界领导人相比，这六位战略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看透自己的社会处境，能够设计战略来管理眼下、塑造未来，能够以高超的手段推动自己的社会走向理想的目标，对自己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而且随时愿意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基辛格把变革性领导人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先知和政治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政治家”，英文是statesman而不是politician。

　　他所描述的六位政治家，都是两者某种形式的结合。所谓“先知”（prophet），就是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在了解并尊重历史的同时，敢于追求国家的理想愿景。基辛格说：“是不是先知要看眼光，是不是政治家要看分析能力和折冲樽俎的才干。先知只追求绝对结果。对于先知，妥协可能是羞辱的来源。对于政治家，妥协可以是路途上的一个阶段。这条路由大致相似的调整和细枝末节的不断积累铺就，但受目的地的指引。”

　　基辛格精辟地指出，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需要具备艺术家的素质，凭借本能的灵感，懂得如何利用现有的材料塑造未来。

　　他说，历史真理与科学真理有所不同。科学家寻求可证实的结果，而熟读历史、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则努力从历史固有的模糊不明中提炼出可供行动参考的见解。科学实验能证实或质疑以前的结论，科学家能够改动变量，再试一次。战略家却通常只有一次机会，他们做出的决定一般是不可逆的。

　　所以，战略家必须牢记自身的局限，在追求愿景时保持谨慎。同时，在遭遇失败和挫折时，他们必须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诿过于人。

　　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1989年10月在北京偶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时候，他跟我说的一段话。尼克松问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什么科目，我回答“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他微笑着说：“我在大学里也学过类似课程，但对我没什么用。政治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逐步理解了为什么连基辛格这样学富五车的智者，也把政治看成一门艺术，而不是可以经过试验反复论证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中国政治学者刘瑜写的一部政治学著作，书名就是《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基辛格还发现，他在本书中所研究的六位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出身于权贵阶层，没有一个在事业起步时看得出自己以后将登上高位。人间疾苦和社会动荡，给予他们正确的判断力，使他们能够看清社会，看清国家利益，并超越当时的普遍认知。

　　同时，这六位领导人又都接受过择优录取的严格的中学教育。他们在中学和大学的学习科目五花八门，尤其包括人文学科，好像在为今后在领导岗位上将会遇到的挑战做准备。担任领导人必须具备历史感和应付悲剧事件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接受的教育能帮助他们懂得世界，懂得他人和自己的心理。

　　本书中的六位领导人，还有其他一些基辛格所描绘的共性。他们都具有深切的国家身份感，不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他们最崇高的抱负，是通过领导国家来服务本国人民。

　　除了李光耀以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小被灌输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虽各有不同，但都具有某些世俗功能，包括训练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教人反思自己的缺点，让人放眼长远。李光耀的信仰，则表现在他身上体现的儒家传统同英国法治文明的结合。

　　本书举出许多事例指出，这些有所作为的领导人，都以直截了当著称，不回避争议，不惧怕被指责为离经叛道。他们义无反顾地决策，事必躬亲地执行。他们无论在任上还是离任后，都没有获得过所有人异口同声的称赞，他们的政策也从未得到过一致支持。同时，他们遇到的抵抗，通常是出于表面上看起来高尚的动机，来自备受尊敬的反对派人物。

　　埃及总统萨达特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并没有妨碍他跳出传统的敌视犹太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为了本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利益，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因此而被反对派暗杀，最后悲壮地为国捐躯。

　　基辛格将这类奋不顾身的行为，视为“创造历史的代价”。想到今天还在继续以暴易暴的中东冲突，再无萨达特，再无同样因寻求和平而被国内激进分子暗害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本书对他也有不少描述和高度评价），不禁令人唏嘘。

　　在本书的结语部分，基辛格不无遗憾地评论道，塑造了前几代领导人的广泛而严格的人文教育，如今已不再流行。技术人员的量化教育一般是为以后的职业生涯做铺垫，而社会活动家受到的教育则高度专业化和政治化。“这两类教育都没有多少历史或哲学的内容，而历史和哲学从来是政治家想象力的源泉。”

　　基辛格认为，互联网客观上造成的思想混乱、社会分裂以及“群体管制”，把今天许多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分为“跟随者”和“影响者”，却没有“领导者”。他转引李光耀的话说：“我担心这样的过程产生不了丘吉尔、罗斯福或戴高乐。”他又说，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主导的时代，要再造卓越的领导力和对世界秩序的深刻思考，“有思想、有头脑的领导人必须顶住潮流，反向而行”。

　　不言而喻的是，基辛格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定会将自己同这六位巨人相对比，关心自己在当代世人眼中的历史地位。基辛格没有担任过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但肯定具备了政治家和先知的双重品质，也同这六位战略家有类似的个人经历，可以同他们的成就感比肩。不具备这些素质的作者，很难写出这类兼具哲学深度和历史细节的巨著。

　　基辛格在百岁生日过后的2023年11月29日，最终告别了人生，成为任人评说的历史人物。在一定意义上，这部《论领导力》，也成为他对自己人生体验的总结，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

　　最后，我要向本书中文版的两位译者胡利平和林华，表示衷心的钦佩和真诚的感谢。他们还翻译了基辛格的《论中国》《世界秩序》《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等著述。这几本书释义之准确，文字之通达，均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水平。中信出版集团对出版发行同类著作，更加功不可没。

（来源：钝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