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伤痕终将是人类用来照亮自己前方的微光

　　在80后作家当中，孙频是默默地以传统方式成长起来的，虽然不曾有过其他同时代某些作家站在聚光灯下的明星感，但是她在这条路上走得相当超群。她表示，所有的人，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来到这世上都是有自己的使命的，作家更是一群有使命感的人，所以她不会像明星一样，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形象，去写一些安全无害的不痛不痒的东西。

　　孙频，1983年生，目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创意性写作专业在读硕士，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小说集《隐形的女人》《九渡》《三人成宴》《同体》《假面》《疼》《十八相送》《无相》《异香》《罂粟的咒》《自由故》《盐》《鱼吻》《不速之客》以及长篇小说《绣楼里的女人》。曾获《小说月报》十五届百花奖、第八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钟山》文学双年奖等。

　　□本期对谈嘉宾 孙频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何平

　　1、每一代人都终将有属于自己的伤痕，而这伤痕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艺术中都永远不会消失，都将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用来照亮自己前方的一点微光。

　　何平：刚刚过去的2017年，年轻一代的小说，我觉得有两部值得注意，一部是默音的《甲马》，一部是你的《松林夜宴图》。这两部小说都涉及到在家族世系的传递上识别和再认“我是谁?”而一旦回溯当代家族史必然回避不了更大范围的“当代史”，这个更大范围的“当代史”在当下书写中充满着晦暗和禁忌，但同时也赋予小说“历史感”。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你其他的小说匮乏历史感，相反，你是同代作家中罕见的持续地将个体微末的人置于时代的洪流中，哪怕具体到每一个人触碰到的只是时代洪流的一朵浪花。我的问题是，《松林夜宴图》这种“清算式”的写作是偶然的，还是写作进入某一阶段的自觉?

　　孙频：我觉得如果说写作中会有一些终极的命题，其中之一便是，一个写作者一定会反复追问“我是谁”的问题。但关键的问题其实不是去追问我是谁本身，因为我们最后能看到的自己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自己，首先人是在回忆中不断生成的，回忆一直在帮助我们重塑自我，记忆的不可靠其实给了我们种种借口，那也就是说，我们最后看到的自己其实也并不是自己，而是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某个片段。就是这历史的片段也被附加了太多的东西，比如权力，比如操控语言的方式。这就是你说的，在“当代史”的当下书写中必定会充满着晦暗和禁忌。但我还是觉得必须得写点什么，还是得艰难地表达点什么，因为如果我不去写不去表达，我同样抵抗不了那种虚无感，一个个体存在的虚无以及在历史中的虚无。

　　所以我有时候想，尽管一个作家也很难抵御名利的诱惑，但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写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抵抗那种虚无，也就是说，如果不写作这个人就无法存在。当一个人试图去探究存在的时候，很难不让自己置身于岁月的过往，置身于时间编织成的幻象之中。岁月和时间构建成的苍茫与怅惘大约就是你所说的“历史感”。只是，我觉得这种对历史感的触碰并不是刻意而为，甚至连自己都不曾意识到，那只是因为一个写作的人对当下对眼前产生了厌倦之后最本能的反思。当下过度的实利精神和物欲的喧嚣尘上都让我有了厌恶感，与此同时还有了对于作为人的厌恶，就是这种厌恶感会逼迫一个人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空间和慰藉。

　　写《松林夜宴图》这篇小说的缘起是我看到了一句话：“艺术的权力就是命名，名字都没有，宗教就消失了。”所以我写这篇小说的初衷并不是要去回溯一个家族史，因为所有家族史的书写看上去都已经大同小异，血缘造就相似的命运和逃不出的性格牢笼。我在这个小说中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艺术的权力和历史的真相之间的关系。一个艺术家究竟有多少表达的权力，而这照应着艺术家的信仰和历史的真相。你大致可以看出，近两三年的时间里我所思考的东西决定了我小说的走向，而我思考什么倒真不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这还是因为在长期的写作读书生涯中自然而然地有了属于我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与此同时，所见的世事越多，那种个人连朵浪花都不算的苍茫感便愈强烈，于是便几乎是自发地要把微末的个体置于时代的洪流中。

　　何平：《松林夜宴图》最有价值的是：李佳音如何处理与生俱来的创伤记忆? 而对你而言，则是“伤痕”如何被书写? 这是贯穿四十年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母题，现在被你接过来，你自己是如何思考和处理的?

　　孙频：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是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持续时间不算很长。去年，评论家杨庆祥老师又提出了一个“新伤痕书写”的概念，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反思资本、社会、宗教等秩序对普通个体所造成的伤害。在其《“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 从阶级和分配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不平衡(不平等)且这种不平衡(不平等)被正当化的时代。从产能和利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严重过剩的时代，且这种过剩在进一步加剧不平衡和不平等。”对这种时代特质的总结我是很赞同的。事实上在我近两年的小说中，一直试图在探讨的一个命题就是关于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几乎构成了个体们创伤的源头，也所以会成为贯穿四十年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母题。

　　《松林夜宴图》中李佳音生来与俱的创伤在于，她一出生就受到来自于艺术家外公的熏陶，或者说是一出生就接受了来自于艺术的那种神性的启蒙。她是一个被纯正的艺术启蒙过的人，就已经和别人有了区别，而她出生于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一九九五年。我在很多小说里写过一九九五年这个年代，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很多事情是从这一年开始转折与彻底变化的。

　　比如从这一年开始大学毕业生不再由国家包分配，比如从这一年开始，大型国有工厂开始了陆陆续续的破产与改制的道路，大批工人纷纷下岗失业。也是在这一年，一群艺术家从圆明园艺术村被赶走，他们搬到宋庄，当时那儿只有47个贫穷的农业村和几座工厂。那时候的艺术家都没什么钱，还没有太多物质的概念，真的是到宋庄搞艺术去了。有些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扔掉体制内的工作，流浪到宋庄只为了能自由画画，比如小说中的罗梵就是这样一个缩影。

　　李佳音大学毕业就在这一年，这也就是说，她的艺术生涯从一开始就要与市场经济与商业纠结在一起，这种纠结无疑会给艺术家们带来不安全感，这也就是李佳音最后从浙江回到白虎山下当老师的原因，稳定感在时代的裂变中演变成了奢侈品。而李佳音的悲剧在于她是从出生就受到艺术启蒙的，堕入安稳的世俗必然导致她的孤独，而这种绝对的孤独又导致她一定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支点。但是在离开那种麻木的安稳之后，她又发现自己很容易地就会被商品经济所吞噬。而作为她一直以来的一个精神支点的外公最后告诉她的却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残酷无比的真相。

　　她的时代和外公的时代，她的历史和外公的历史在一张画里相遇、碰撞、宽恕、和解。因为他们虽是两代人，真正的精神困境却并没有大的不同，真正需要面对的人性也不曾有任何变化。他们在一种真正的和解中不啻为一种最深的知音和浴血而归的战友。时代从不怜悯任何人，也不肯放过任何人，每一代人都终将有属于自己的伤痕，而这伤痕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艺术中都永远不会消失，都将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用来照亮自己前方的一点微光。

　　2、我们真正能写的其实都很有限，那是从我们内心里长出来的东西。

　　何平：和伤痕、创伤记忆相关的问题很多，比如记忆和遗忘，比如对伤痕和创伤的追责，比如伤痕和创伤的个人痛感以及弥合的可能性，这些在你的小说都得到较为充分的文学表达，我相信这个表达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清算的摸索过程。

　　孙频：是的，写作确实是一种自我的清算。在我看来，文学是有情感的，并不是说把生命、情感放进去就是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生命的。而我个人尤其看重小说的内在生命力，就像一个人活下去要意义一样，一个小说写下去也是有其内在的意义的，我想，对于小说来说，所有埋在时光深处的记忆和遗忘，所有的伤痕和痛感，以及对这伤痕和痛感的追责才是最核里的能量与动力，最终会由它们来带动整个小说的气质与走向。所以我从来都觉得，写小说是要从最内在最深最隐秘的地方来找动力的，而不是看到这个热闹嘈杂的时代正发生了什么就忠实地记录下什么，看到什么最流行就急忙去写什么，伤痕流行便去写伤痕，悬疑流行便去写悬疑。我们真正能写的其实都很有限，那是从我们内心里长出来的东西。

　　何平：同样，我看重的《松林夜宴图》和你以前小说在情绪处理上的巨大差异性。《松林夜宴图》有意减缓了激越的怨愤，多了宽宥、慈悲和豁达，在小说中，李佳音的“艺术生活”恰当地承担了凿穿世界黑暗，微光照亮。同样，你的《光辉岁月》亦以“向所有的岁月致敬”作为小说的基础体温。我想你自己应该最清楚这两三年你自己创作的变化，而2017年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孙频：从2008年开始写小说，不觉也写了十年了，十年看起来不长，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在其中已经经历了不少的摸索与调整，只是这跌跌撞撞的摸索全在暗处，就像一种内里的伤口一样，得由自己来消化，自己来痊愈。我记得我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当时的责编曾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小说。力量两个字此后便一直是我小说的基调，眼见的自己和众生的生存图景，精神与现实的争斗与纠结，使我一直不想削弱我小说中的力量感，不想去写那种面目模糊半睡半醒的小说，想从自己的小说中汲得某种倔强的支撑。

　　后来有一段时间，这种力量感又被我强化，试图把小说写到痛彻心扉，于是被你冠以了“生猛酷烈”的标签。这种说法确实能概括我那段时间里的创作，每一篇都要写到极致，都要写到让自己都痛得无法再写下去。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我自己也为自己的小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投入了巨大的高浓度的情感对我自身就是一种损耗。再到后来，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写作渐渐温和下去了，就你说的，减缓了激越的怨愤，多了宽宥、慈悲和豁达。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在渐渐增大，一眨眼就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了，所见之事之人也渐渐增多，开始更透彻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世人。另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内心确实也发生了变化，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以比常人更敏感地感触到了究竟什么是岁月，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活着。所以我会在《光辉岁月》里说，向所有的岁月致敬。那种虔诚那种苍凉的感慨都是真的，都是自发地从我心间生长出来的。我开始渐渐学会一些事情，比如宽恕、感恩、忘记。

　　我渐渐开始从坚如铁石的现实中寻找到一些精神的微光，渐渐地减少了曾经心底那种巨大的绝望。大约是因为我明白了，如果不这样改变就很难去持久地做一件事情，甚至，也很难持久地活着。我一直记得我写《光辉岁月》时的那种感觉，一段一段岁月地写过去，每写一段岁月我都会为之流泪不已，但那不再是疼痛感了，就是你想诚挚地为一些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流泪，却没有太多的原因，不是恨不是感激，你仅仅是想为这文字里的人和岁月流泪。

　　何平：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下你的写作经历，大概在2012年，我开始注意到你的写作。你同时代人写作是客观上存在一个所谓“80后”作家群体。这个群体，和《萌芽》，和“新概念”，和大众传媒“制造”密切相关。你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捆绑在这个“代际”，你自己也没有依附过“80后”的文学新传媒，比如《鲤》《文艺风赏》“one一个”等，而是从传统文学期刊成长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出场方式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孙频：每一代作家的出场方式也许都不相同，70后作家们经常会提到80后作家与市场的关系，觉得80后作家更占市场的优势。其实，真正占了市场优势的80后作家一共加起来也就那么几个，他们借助新概念的平台在年少时便成为市场的宠儿，那也算是当年的一种商业机遇，因为现在如果再模仿新概念那样的模式，估计已经没什么用了。

　　更多的80后作家都和我差不多，默默地在传统文学期刊中成长着，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投稿，发表，再积少成多地出书，同其他代的作家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以这种方式出场的作家，比如我，从不曾有过做商业宠儿的荣耀感，也不曾有过站在聚光灯下的明星感，没有对比就没有失落，就像在山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摩天大楼一样，倒也内心平静知足，自得其乐，又因为这份寂寥和孤独，倒也能沉得下心去认真想想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个时代媒体的炒作和热闹的造星运动对我也不是没有伤害，只是我懂得适当地远离人群，保持内心。前提还是因为孤独久了，便适应了孤独。

　　何平：你的小说往往都会预先对人做减法和剥离，减去和剥离一切附着物，让人退回到最基本的生存，所以你的小说也往往会呈现出“极端生活”，在极端困厄中去考量人的作为和人的相处。你的小说会让人产生阅读的不适感可能也源自这种极端叙事。并且至少在某一个写作阶段，你的写作充满极端的冒险，以至于“生猛酷烈”曾被拿过来做你的标签。

　　孙频：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带着实验性质的艺术，对吗? 不去尝试你永远不知道怎么写才是最适合你的。而且我赞同在写作中要打开自己所有的感官去寻找感觉，因为我觉得小说就是一种艺术，那么艺术的感觉就分外重要。优雅迤逦也罢，生猛酷烈也罢，都不过是一种艺术感，都不过是作者在写作时找到了打开内心打开感官的一把钥匙。你说得不错，有段时间我确实尝试过极端的冒险写作，那是因为当时那样写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是那种带泪的快乐，因为这种极致的写法把我性格里与之相应的成分都逼了出来，与小说成为一体。但不代表我会一直这样写下去，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不停地尝试之中，而人的感觉和经历也都是在不停变化的，那么对小说的感觉也必定随之在变化，你也许会对两年前自己写的小说忽然感到厌倦。写作必定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往前走的。

　　何平：“身体”应该是进入你小说的一个重要通道，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小说是一部“身体史”，你从各种角度去安放身体，觉悟身体，也反思身体。而且，在你的小说中，身体往往是审美意义上“丑”的，人和人的厌弃往往也是身体的厌弃，至少是其中一方厌弃，比如《无相》《我看过草叶葳蕤》等。

　　孙频：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早地明白了人间的疾苦多与身体有关，生病也罢，死亡也罢，羞耻也罢，更多地都是落在身体上，由身体来承担，身体成为世间罪恶的替罪羊。而人的精神则是脆弱的，孤独的，依附于肉身之上的，这使我经常会把肉身抽离出来冷眼旁观，因为承载太多，就时常会发现肉身的丑陋。说到底，这大概是一种对于生而为人的无奈。

　　3、所有的人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来到世上都是有自己的使命的，作家更是一群有使命感的人。

　　何平：而且，和“身体”相关性的是女性经验，在更早的时候，我曾经强调不要用概念化的“女性写作”去规训你小说的丰富性，但时至今日，你小说的女性经验已经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孙频：我本身就是一个女性，对女性经验肯定更了解更熟悉。我倒不认为我是所谓的女性写作，只是我从自己的性别立场出发去写自己相对熟悉的东西，这样比较舒服比较自然。我认为没有必要为了摆脱女性写作的标签而在小说里充斥男性的视角和荷尔蒙。写自己最想写的，表达不得不表达的，是我一直以来的原则。

　　何平：而人和人的相依为命的动力，在你的小说大多数不是抱团取暖，而是因为厌弃，反而不能分离。这种奇异的反常也常常成为你小说的叙事动力。

　　孙频：可能是因为在我看来，抱团取暖的常规动力不足以构成小说世界里的隐秘。当然我不是为了奇异而奇异，我就是觉得小说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是有区别的，小说里的情感更隐秘更幽暗更复杂，是经过萃取和挑拣的，是更讲究手法的。

　　何平：“寄身人物”的介入和抒情会给你的现实生活带来一些麻烦，在普通读者阅读还满足于网络小说，小说审美亟待补课的当下中国，是很难让普通读者去区分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小说叙事世界的。

　　孙频：是的，很多人在读小说时本身就是带着猎奇性的，这种猎奇不止在读者群中，就是在同行中也会有。而这种猎奇对作家本人来说确实是有伤害性的。我记得我曾说过，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起码要有一种为了文学愿意把自己豁出去的精神，而不是一心要塑造和维护自己高大光辉的作家形象。作家不是明星，她只是把自己所有的情感和血肉默默交付到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而她自身的存在其实是没有作品重要的。因为我深信所有的人，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来到这世上都是有自己的使命的，作家更是一群有使命感的人，难道你就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形象，什么都不敢去写吗? 什么都回避吗?只去写一些安全无害不痛不痒的东西，在这样的写作中作家本人又有什么快乐可言? 她又为什么要去写作? 这样的写作又有什么责任感可言?

　　何平：但即便冒着混淆你的真实生活和小说世界的危险，还是要研究你的个人成长史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比如你大学之前生活的山西交城就不只是你生命的出发地，也是你许多小说的起点，甚至我以为“交城”是你丈量世界的原点，这个世界是你的个人生活，也是你的小说世界。

　　孙频：小说里那个叫交城的小县城是我的家乡，从我出生到十八岁一直都生活在那里。十八岁出门远行上大学，从此以后多是颠沛流离的人生，一路辗转，从兰州到太原到北京到南京，算一算的话，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其实也有十几年了，也不算短了。但是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愿写城市，或者说城市走不进我的小说，我与它们始终没有血肉相连的感觉，即使离开也不会思念，似乎只是萍水相逢又擦肩而过。但在这十几年里我一直思念着我的小县城，因为那才是真正与我有关系的一个地方。我思念那长满荒草的屋檐，幽深的胡同，破败的工厂，西边的群山，群山之上血色的夕阳，寒风中袖着双手的小贩们，我思念我家院子里的葡萄树，那棵郁郁葱葱的枣树，还有挂在树枝上的那只大葫芦。这一切才是真正与我有关的，才是像血液一样无声流淌在我身体里的，永远不会离我而去的东西。而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是那么地渴望逃离小县城，渴望去大城市，甚至在刚上大学的时候还以自己是小城人为耻。但是我感谢岁月，感谢时间，它最终将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东西，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何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写作? 你觉得对你来说，写作到底是疗愈和救济还是伤害?

　　孙频：我觉得与其说是一个人选择了文学，不如说是文学选择了这个人。在我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信，但是慢慢地，我开始相信一些冥冥之中存在的东西了，我开始相信命运的存在，那是因为我已经深深感觉到，有太多的东西是不在人力范围之内的。我也曾细细去追究自己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写作，最根本的源头大概就是那种不平衡感。就是说，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无法保持一种平衡感，无法从一种内在的韵律上感觉到舒服和贴切，那这个人就会感觉到痛苦，就会试图为自己找到一种方式去求得那种平衡。

　　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可以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关系的人是不会去写作的。而这些不和谐的分子以自己的方式去冲撞去突围，或头破血流，或归于平静，也许一个内心已经充分和谐和平静下来的作家以后就不会再去写作了，那也算不得什么不好，就是一种能量守恒吧。所以有时候细细琢磨会觉得宇宙间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宇宙里其实自有着一种宇宙性的兴奋，它颂扬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统一性，颂扬决定生物多样性的各种基本形状的组合，它还传达出一种危险感，所有这些事物和形状背后的进程是多么的不牢靠，人几乎错过成为人，生命几乎错过成为生命。而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又使得万物能安然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

　　所以，作家的不平衡终究会被囊括于这个世界的大平衡之中，她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眼泪或欢笑都不过是一滴水，转瞬即逝。写作对于作家本人是既有疗伤与救济的功能，也有伤害的功能，可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管怎样，写作都是一个适合做作家的人度过此生的最好方式。她也许再找不出比此更好的方式。

　　何平，著名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