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德日大选结果的相似性
纵横天下
2017年9月24日，德国联邦议院(下院)选举结果出炉，已经执政12年由默克尔率领的中间偏右基督教民主社会同盟党(基民盟再次获胜，进入第四个任期的超长期执政时代。
次日9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解散众议院，并在10月进行选举。看上去这两者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但同为二战战败国，日德国内政治以及对外关系对于地区战略安全未来，具有很多可以比较之处。
事实上，今年以来欧洲三大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都进行了大选，英国和德国执政党被认为会很容易获得大胜，但议席大减，法国的马克龙作为黑马当选，但是很快人气减少，欧洲政治的巨变，欧亚政治比较对于日本和东亚的潜在影响值得关注。
尽管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获胜，但是比起四年前选票减少八个百分点，为33%，而作为执政联盟成员中间偏左的德国第二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获得选票为战后最低，同时极右政党“选择党”(AfD)则首次获得13%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
首先，这说明了战后长期主导德国政治的折中主流局面，已经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二战德国战败以后，国内政治主要任务为与纳粹诀别和优先经济发展，对外关系上依靠同美国结盟以及用欧盟约束德国的低姿态外交为国家战略。经济强国与政治低调，支撑了战后德国国家认同重建构建的两大支柱，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政治长期以来左右对立不明显，中偏左和中偏右的政党能够较好地合作。
然而，金融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权的出现等，近年来国际、地区、国内三大层面的巨大变动和不确定性，让德国产生重新定义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国民对于现有的主流政治中两大政党没有差别的政治主张感到厌倦，结果导致了本次执政党的支持率大幅度下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执政党的大败)，以及反难民和反伊斯兰为口号的极右政党的抬头。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德国，6月英国选举中，保守党同样苦战，中间偏左的劳动党提出铁路的再次国有化，公司税的提高等激进路线也获得一定支持。法国的马克龙尽管展示出坚决进行劳动市场改革姿态，但其人气下降，这些说明政治极化现象在欧洲开始抬头。
第二，在对外政策上如何处理对欧盟政策，也体现出政治极化的倾向。德国为首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大变动，还受到近年来欧盟面对挑战后的巨大影响。长期以来，欧盟与欧元被世界很多地区看成是地区一体化，甚至安全共同体的典范而被效仿，但从欧元危机到难民问题、英国脱离欧洲等欧盟不断地受难，甚至有人提出欧盟崩溃论，欧盟的制度疲劳和运转不灵的问题“内溢”到了国内政治上。
对于欧洲一体化积极的马克龙，提出欧洲整体的难民对策以及欧元圈制度改革，例如共同预算和设立欧元圈的财政部长等，但有可能成为执政联盟合作政党的德国自民党反对欧元圈共同预算，理由是不能够为懒惰的南欧国家买单。“胜利”后的默克尔必须面对如何选择执政联盟伙伴的课题，以及防止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国际政治主张的扩散。
经济不是政治极化初现的主因
不少人认为德国政治的变化源于经济，这个判断至少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施罗德时代进行的改革为德国经济带来了红利，默克尔执政期间经济稳定失业率很低，因此第二党社民党党首在选举中强调经济差距，但是并没有获得支持。德国政治的变化一个外在表现焦点在于难民问题。2015年9月默克尔决定大量接受难民，虽获得国际社会支持，但是国内支持率大降。
然而，去年英国决定脱欧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带来的不安感，反过来戏剧性地拯救了默克尔，选民最终选择具有稳定感的默克尔。这个背后蕴含的是德国民众对于德国处在一个不可预测的欧洲和世界面前，究竟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国家认同问题的迷茫。
一方面，对于“温开水”式的折中政治不能够满足国家认同重新更新需要的不满，允许了政治极化的出现，另一方面经济稳定，对于欧盟功绩的地区认同，加上默克尔的执政经验和宽容自由主义倾向，抵制住了过度支持民粹主义的诱惑。
日本的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不少人认为日本大选的焦点是“安倍经济学”或者是否修宪的审判，这没有错，但只看到了表象，因为这些都是日本国民试图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再次探索要做一个什么样国家的国家认同的一种外在表现。
一方面，东京都知事小池建立的“希望之党”同民进党合流，但坚决拒绝那些不支持安保法案和修宪的偏左民进党成员加入，有些主张比起安倍自民党更右，而民进党左派则没有办法为了生存，打出更左的旗号建立立宪民主党，同样日本政治的极化现象也出现了。
“安倍经济学”虽然褒贬不一，但从企业活动等指标来看对日本经济恢复活力，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日本的失业率在发达经济体中也是很低的，左翼政党一直试图用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造成了贫富分化严重，有的提出废除增税等等主张，但并没有得到经济界和国民的广泛支持，因此日本政治极化的出现，同样的经济不是主要原因。
之前从形势发展的情况看，已预知安倍自民党在10月22日众议院选举中胜算大，但执政联盟的选票会减少，这同德国的情况也相似。都说日本政治保守化，但却呈现出很大的悖论现象，保守的安倍自民党却积极主张改革，主张开放，主张自由贸易，主张日美同盟而不是完全的自主武装。
走向正常国家的德国和日本
德国与日本的比较，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有着相似历史经历的战败国，在重新定义国家认同过程中类似的困惑与迷茫。走向正常国家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论，但如何走、怎么走却没有共识，这个过渡期必将对欧洲和亚洲的未来带来很大影响。
从德国来看，此次选举中，德国政治家首次展示了对于远在东亚的朝鲜问题斡旋的意愿，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二战后，德国认为自己应该在外交安全问题上做一个低姿态的沉默国家，但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国际安全不是他国(特别是美国)的事情，自己有必要从原有的思维框架中解放出来，发挥一定的领导力。
而2015年，伊朗核协定中，德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外的唯一一个签字国，参加斡旋的成功经验也增加了德国的信心和勇气。选民的意识也在变化。德国社会对于民族主义政党回到国家政治生活也开始更加容忍。如果说这是德国告别战后的开始的话，那么德国就是在走向正常国家。
从日本来看，政治家们要求成为正常国家的言论，似乎比实际行动更加明显。小泽一郎在冷战后不久提出这个概念，安倍晋三提出“战后体制的脱离”，从外交上来看都是要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摆脱战后国际政治上“低姿态主义”的思想束缚。与此同时，日本民众的意识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战后初期出现的“绝对和平主义”，即日本非武装不参与国际战略安全事务，安全上外包给美国，专注经济发展的思想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而特朗普执政后表现出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等倾向都在催化日本的“自立心”。 对于日本来说同样，选民真正关心的，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或者“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与否，而是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和不确定的世界，要打破国家认同的阻塞感，回答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
从国家认同的演变的角度来看，德国和日本无疑都在走向正常国家，而且这个趋势阻止不了，也没有必要去阻止，因为这两个国家如果能够为国际秩序更新做出贡献而国家正常化，应该鼓励和借他们的力，这对于欧洲的重振和亚洲的和解都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德日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国正常化的地区环境比较好，欧洲国家对于德国的戒心远低于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除了历史原因，欧洲一体化为德国正常化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而亚洲一体化在战后发展并不顺利。
德国的经验证明一个经济上好的日本，比较能够坚持开放和自由主义倾向，地区合作带来的外交上的红利和经济上的利益，会增加日本的地区认同，能够对民粹主义主张和排外主张起到抑制作用。从中国来说，如何在自身崛起的大背景下，重新开始认真思考推进新一轮亚洲一体化的周边外交战略，将对东亚的未来有怎样的深远意义。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德国与日本的比较，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有着相似历史经历的战败国，在重新定义国家认同过程中类似的困惑与迷茫。走向正常国家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论，但如何走、怎么走却没有共识，这个过渡期必将对欧洲和亚洲的未来带来很大影响。
（来源：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