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瑾瑜：戴高乐的1968年 ------兼回顾法国“‘5月·1968’”50周年

　　 二战造就了很多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人物，而已故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他是法国一百年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是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戴高乐主义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一生都为法国的强大鞠躬尽瘁的领导者。在他非凡的一生中，他成了法国1968年发生的“五月风暴”的主角----被反对者。2018年5月正是这场运动50周年，虽然时隔半个世纪，却不能不令人回过头来探究和反思。

　　作为法国中产阶级的精神支柱的戴高乐总统，他有较好的私德，基本上算是无可挑剔的。他坚强刚毅，不怕困难和险境。爱自己的家人，对天生有智力缺陷的第三个孩子安娜舔犊情深。即使在1969年被迫辞去法国总统的时候，也依然保持了精神上的高贵和行为上的自觉。他离任时，只带走了两个常年使用的旧书柜，却坚持按新书柜付了款。已经79岁高龄的戴高乐下野以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他说要用这笔钱去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为了没有生活能力的女儿，一生节俭的戴高乐，靠自己的写作，用稿费作抵押成立专用的委托金。更令人感动的是，戴高乐在安娜去世后，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决定将安娜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娜·戴高乐基金会”的办公室，用以帮助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们。

　　阅读他的遗嘱也是很令人感动，遗嘱的内容充分证明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内在的品质。选其中几段话：“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 ?)。”

　　“葬礼要由我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至于他对法国的贡献，以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法国这样的话来称颂也不为过。他在维希政府软弱无能，法国差点被德国希特勒消灭的紧急关头，发起了抵抗运动，他是“自由法国”运动的领导者，带领法国人民艰苦战斗，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战后，他通过多项的施政措施，让法国人民在50年代开始就过上了吃饱饭、有房住的安定生活。在国际上，他通过与大国的抗争，使法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戴高乐毕生追求的理想和事业就是让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他要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不愿意法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

　　我不是法国人，多少觉得奇怪，为什么1968年的法国人民会在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之后，要把一位有能力、有雄心、品行好、廉洁奉公的总统赶下台?让他“滚蛋，回到博物馆里”?

　　我想以比较中性和简洁地叙述这段历史，综合一些有关这场运动的书籍：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它有很多称谓，莫衷一是。“法国红五月”、“法国五月革命”但更多的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还有就是近年的中性说法“5月·1968”。196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法国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威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没有的。它像大海的怒涛，猛烈地冲击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同年的同时，中国举行了工农兵学的游行，其中所举的标语牌中就有“坚持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的革命斗争”、“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口号，这算是中国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定性和态度。

　　运动始于1968年3月22日巴黎农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为反对越南战争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法国学生模仿古巴的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在革命的时候，把自己的运动命名为“7·26革命运动”，学生们就把自己这一天的运动称为是“3·22运动”，并以3月22号作为标志。此后，学生抗议活动迭起，至5月初发展为高潮。5月3日，学生再次集会，警察进行干预，导致流血冲突，2000人受伤，600名学生被捕。然而，由于政府强行关闭各大学，还派警察进驻校园，引起了大学生们的反抗，他们觉得思想独立和精神独立被破坏了。于是法国许多省市的学生纷纷起来支持巴黎的学生运动，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开始在法国全国爆发。他们占领大楼，筑起街垒，展开巷战，与警察对打。面对当时的情况，政府选择理性妥协。5月11日，总理蓬皮杜宣布关闭的大学重新开放，5月12日巴黎大学学生占领了学校，并成立行动委员会。

　　5月13日法国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总罢工支持学生。首先是巴黎8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表示支持和同情学生的行动，接着罢工浪潮席卷整个法国。数百万罢工工人占领了300多个重要的工厂、矿山，扣留经理等资方人员，致使全国的铁路、空中、海上的交通中断，生产、通讯全部陷于停顿，整个法国的经济生活处于混乱状态。5月24日，在国外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匆忙地赶回巴黎，发表电视演说，呼吁全国恢复秩序，许诺起草改革计划，让公民投票表决。5月27日，法国总工会与政府达成复工协议。5月30日戴高乐发表讲演，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由此，各地风潮趋于平静。6月下旬戴高乐派在选举中赢得大多数席位。至此，运动宣告结束。

　　1968年的法国是处在“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后期，当时法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人均名义GDP超过2千美元，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几乎没有城乡差别。在很多描述有关这场运动的书籍里，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对这场运动比较客观和全面的一本书，他在书中分析了这场运动如何从学生危机变为社会危机再到政治危机的过程与历史原因。

　　该书的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充满发展的繁荣社会，一个具有稳定的享有盛名的民主的制度，何以忽然欢迎骚乱，听任令人眼花缭乱的造反，经济中断整整一个月，疯狂地内战起来?实际上，这一代人比以往所有时代的人都生活得好。在大学，第一次总动员的开端，求职的问题只是引起了小小的不安，接着就是向一切权威挑战，难以抑制的口头疯狂和无休止的街头事端。”(前言2页)

　　随后，他又在该书总结了发生这场运动的主要原因：1、战后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法国1938年有5万名大学生，1960年25万，1968年到了50万人。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制度和旧的教学法不满。3、森严的等级，落后的性道德观念，当时法国的禁欲主义思想严重，男女学生交往界限严格，超越的美学标准，依靠权威普及基础知识的惯例，这一切使年轻人窒息。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追求的担忧。

　　2005年3月22日,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邀请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前常务副院长杜明先生(Mr. Dom enach)来校交流。作为“五月风暴”的亲历者,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五月风暴’是由多种原因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消费欲望,而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及其周期性的兴衰规律很难满足人们高速增长的物质欲望。新技术、新发明的应用压抑了人的创造力,资本主义的单向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浮躁和迷茫”。

　　另外的原因，综合一些对“五月风暴”报道：反对派力量加强。60年代，法国的左翼各党派通过反对戴高乐结成联盟，在1967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左翼反对派各政党共获得45%的选票，法国政治社会开始出现向左转的倾向。联合起来的左翼政党派，成为戴高乐所领导的右翼党派强有力的挑战者。此外，西方学潮、反战运动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法国青年学生的影响，特别是从中国获得非全面的、断章取义的文革信息，使法国的青年学生产生了对运动和革命的另类的美学向往，以为革命充满了切格瓦拉似的浪漫。再有就是1967年法国的经济情况急剧恶化。尽管戴高乐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振兴经济的计划，但都没有成功。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大多数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

　　1968年3月15日，著名的记者皮埃尔·维亚松—蓬泰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法国感到无聊了》，该报道其中写道：“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国政治生活的现状，那就是‘无聊’。……每天，电视新闻中至少要重复三遍，说30年来第一次，法国处于和平时期，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国内的冲突。全球的青年人都感到无聊了，……戴高乐将军也无聊，他曾经发誓不再连任，却连任了。”他在文章的最后结论：“一个国家将丧生于无聊之中!”这也基本上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社会精神面貌。

　　在这场持续数月的运动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戴高乐和他的政府官员以及运动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法国民众对基本底线的遵守，使事情没有朝向国家体制崩溃、经济完蛋的局面发展。虽然运动的开始之初大学生们冲动和借机发泄，又或者出现了小范围的街头巷战、骚乱和暴力，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这样的事情也不足为奇。但最终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国家不能再这样混乱下去，人们愿意恢复理性。

　　这场风暴中代表着不同阶层人们的行为表现，也是有助于了解这场运动的实质。

　　另外一本有关这场革命的论著是由让-皮埃尔·勒·戈夫著的《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也是一本很好了解“五月风暴”的起因、过程和影响的书，该书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这本书并不止于1968年的运动，而是对以后的十年间的法国的社会走向也一并研究，并得出“五月风暴”对1968年后的法国社会产生了积极深远影响的结论。

　　书中所说：“60年代末的历史形势是不同寻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动，二次大战的恐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镇压、残忍和屠杀都还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国家毕竟进入了新时代。它结束了殖民战争;阶级斗争虽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我想,这是这场革命的前提,这是各派和各方人们的共识。

　　1968年戴高乐的新年祝辞说：“人们再也不会看到我们像麻痹人那样对待危机，以至于重温往昔的灾难。” 运动开始发生之初，在1968年4月28日戴高乐对他的副官弗洛伊克上校说:“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事要对付，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的了。我反倒觉得没劲。”对于久经沙场的戴高乐来说，他并没有认为事情有多么严重，说那不过是“孩子气”。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可控，他甚至没有因此改变出访罗马尼亚的计划。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到了五月，不仅仅只是学生，已经有各阶层的民众参加，当时法国人口只有五千多万，卷进去的人就超过一千万人。虽然戴高乐有光荣的抵抗运动历史，主宰着政府和舆论，但显然戴高乐已经没有那么自信了，而他的总理和部长们认为：“我们不能像对待叛乱分子那样对待学生。”

　　当时的总理蓬皮杜，是戴高乐最信任的人。在对待“五月革命”这件事上虽然是与戴高乐的意见相左，他本人也有心取代戴高乐成为新的总统。总的说来，他虽然支持这场运动，但却没有过分地利用这场运动来谋私利。在蓬皮杜的坚持下，政府与支持学生的工会组织达成了协议，他力主解散议会提前大选，结果戴高乐派获胜，扭转了局势。然而，蓬皮杜在戴高乐获胜后，由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他被戴高乐开除了。第二年，戴高乐全民公投表决计划失败辞职后，蓬皮杜得到58.22%的高票而成为法国总统。

　　尽管这场风暴有5个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但死者却非死于警察开枪。但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法国社会并没有分寸大乱，完全的失去理性。学生方面，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科恩•邦迪，是一位不喜欢暴力、追求雅典式的民主的人。他后来说道：“我们反抗父辈，但并不想杀死父辈。”当有人撬走了铺路石，拔树和砍树，并开始焚毁居民的汽车时。民众马上一致强烈谴责这种失当的行为，媒体随即对这些行为转向了批评和责备。《世界报》社长伯夫梅里批评说，“学生们虽然得到了慷慨的声援，但也会因盲目而自毁。不管正确与否，有哪届政府会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满街垒?”《图片报》则呼吁：“我们没有权利让警察和他们的水枪独自承担这种大事。” 巴黎市区一片狼藉，人们强烈要求“把索邦打扫干净”、“法国要工作”，巴黎的民众不能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

　　运动之初，政府派时任法国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去处理学生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莫里斯•格里莫是一位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是一名青年问题专家，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温和尔雅和极具耐心。从运动开始到结束，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利尽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剧的发生。人们常常看到他在拉丁区和示威者讨论，在警察开始变得粗暴、即将失控时，格里莫决定致函给每一位警察，信中所说：“打击一个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击自己、打击警察的职业形象。”另外，虽然法国的警察被那些被学生创作者们画上“SS”(党卫军)标记，然而他们没有因此记恨学生们，相反，他们乐于与同学生们讨论，愿意理解他们的行为，警察们的举止是恰当而温和。

　　法国左翼各派的表现。作为“左翼中的右翼”的社会党在运动中表现最为激进，“红毛邦迪”曾高呼“让我们和孟戴斯站在一边”。左翼联盟首领社会党首领密特朗则干脆当众呼吁戴高乐辞职，由左翼政治家孟戴斯•法朗士担任总理，他要竞选总统，并且与孟戴斯•法朗士组成临时政府。法国共产党领导下法国总工会(CGF)和民主劳工同盟(CFDT)是发起工人罢工的领导者，但却没有表现要当政的意愿。法国的工人们在运动中的诉求只有两条，一是要求警察撤出校园，反对处罚学生，二是要求结束失业的状态，增加工资，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要求了。按理，左翼联合力量应该有机会夺权，无论从舆论的导向到议会所获得的席位，但是，当时，左翼力量并不想把法国变成政变的试验场，他们只想通过合法的斗争促进社会变革。注意他们的用词是“竞选”，不是“夺取”。

　　还有，这场运动也不是作为领导人戴高乐发起的，不是威权下的自由狂欢和无法无天。没有“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更不是别有用心地利用“群众斗群众”，也没有那种人人告密，疯狂地打、砸、抢的行为。这场运动，始终都是在法制的大框架里，各种党派、各种利益团体相互制衡和一定程度的妥协。军队虽然暗地里对戴高乐表示效忠，但军队自始自终也没有介入这场运动，保持了中立。

　　若弗兰说：“在宪法第16条和内战的出灵产生威慑作用的同时，戴高乐消除了死人的阴影，迄今没有任何人希望死人;但戴高乐可以杀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法兰西这块土地上，人们都不希望再有杀戮。戴高乐并未制止言论的造反，如同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用言论。总统以毫不掩饰的权威和简洁的技术性的说明，了结了危机。人们将用他的讲话来反对象征性的暴力，即示威者和街垒的暴力，也反对他在恐吓中真正使用暴力。”((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293页)

　　这场“五月风暴”，如果把它比喻为拳击场的话，其实参与角力的就是两方，一方是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的总统戴高乐、支持右翼的民众和政府中支持他的力量，另一方则是全体参与运动的各阶层法国民众。上半场，戴高乐总统用高超的政治技巧顺利化解了危机，甚至还出乎意料地稳定了法国右派政府的政权。那么，戴高乐总统为什么能赢取上半场?

　　简言之，在经历十多天的停水断电、垃圾无人收拾、交通瘫痪、邮政破产、银行停业、商店关门的无政府状态下，生活被搞得混乱不堪的人们，他们开始希望回到正常、有序的生活中去。人们渐渐筋疲力尽和厌倦，这场运动也从开始之初的狂欢、兴奋、高昂走到了它的尾声。戴高乐当然对这种状况了如指掌，首先，他专门跑到联邦德国去找马絮将军(法国驻西德武装力量总司令)，以了解军队对他的忠诚度，但将军对他回答是不能担保士兵一定可以向工人开火以后，他觉得应该用另一种手段解决危机，那就是用和平的手段。戴高乐把那些因为在1962年用恐怖主义手段破坏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监禁的右翼领导释放出来，要知道，这些右翼分子曾经想暗杀戴高乐，所幸没有成功。戴高乐让他们去发动和组织一次应对左翼的巴黎示威。5月30日，右翼发动了一百多万穿着整洁、挥舞三色旗的反共者向总统府进军。于是，法国又出现了“反对者的反对者”的右翼大游行支持戴高乐。而饱受骚乱之苦的民众寄希望戴高乐能一如既往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此时，到了戴高乐乘势出手、迅速收拾残局的时刻了。戴高乐在“失踪”一天之后，发表电视讲话，他对人们说：“改革可以，乱来不行”。和“我是不会引退的”。他也不准备更换不怎么听话的总理蓬皮杜------因为他“值得所有人尊敬”;但他将解散国民议会，让法国人民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6月23日，法国全民投票。戴高乐的党赢得了485个议员席位中的358个。

　　那么下半场的角力呢?与战后那些当过军人的总统相似的特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戴高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再加上他那十分固执和倔犟的性格，刚毅好斗，这样的领袖特质，在战争年代是需要的。在戴高乐主政的十一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上，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是这对于1969年的法国人民来说，显得不那么不合时宜了，人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活品质和下一代的前途。1969年4月28日，法国人民透过公投否决了戴高乐总统的将地方区域改革方案和参议院改革方案的政治改革计划。经历过1968年运动的法国人民，这一次，不想再让独裁强势，好斗固执的戴高乐再继续做法国总统。再有，法国民众也嫌他当总统的时间太长了。下半场，总统输了。其后，戴高乐决定辞职以示负责，从政坛“裸退”。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病逝，法国随后进入另一个时代。

　　虽然，表面上“五月风暴”里有些当时的中国因素，大哲学家萨特夫妇专门来到中国，并受到领导人高规格的接待。克洛迪、雅克和埃弗里三个毛派激进分子曾两次到他们心中的圣地中国取经。左派分子也定期到中国大使馆领取文革的资料。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都有社论和大篇幅配有图片的、有关这场运动的报道，表明立场支持法国的五月革命。据法新社1968年5月15日的一则报道中这样写道：“巴黎大学里，毛泽东的追随者为数是不少的，当他们不发言的时候，就在墙上贴毛主席的语录。”但法国1968年的社会状况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首先，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命运，法国的知识分子们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是被打倒批臭的、被身陷牢狱的“臭老九”。学术和知识不是无用的，它们备受人们的尊重和推崇。没有发生冲击学者和老师的举动。那场运动从未发生过针对任何人的“抄家”行为。萨特、米歇尔、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站在学生一边，亲自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萨特还降低身段去采访学生领袖，并参加大游行和亲自撰写支持革命的文章。

　　其次，1968年的法国社会很活跃，年轻人的个性和思想没有被人压制而显得张扬。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也随着发展。从行为艺术到新的电影流派，当时法国的电影与美国好莱坞电影共享和主导世界电影市场，一切变得五彩斑斓。学术和思想更是异常的活跃，不同的思潮和哲学流派百花齐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从托洛茨基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存在主义到无政府主义。每一种哲学思潮，每一种思想，每一种主义，都在这次运动中激烈地碰撞、交锋和发展。

　　当时的人们常常看到这场运动中的一景：巴黎拉丁区的街垒上，时时飘扬着代表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和代表社会主义者的红旗，还有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等人的画像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牌。如果要找寻各类主义和各种不同利益团体诉求的共同点，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要求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反思当代物欲横流社会。这场运动的口号很多，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并被多种书籍介绍的、十条标志性的口号：“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2、直到用最后五月风暴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3、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4、行动一定不要是反应，而是创造。5、我持有对现实的愿望，因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实现。6、禁止去禁止。7、没有什么东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8、前进，同志，旧世界已经被你抛在脑后。9、你们虽富犹惧，虽生犹死。10、商品是人民的鸦片。”

　　“五月运动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而是一次成功的改良，是一场改良的大暴动，一场民主暴动。”阿蒙•罗特曼认为“五月的遗产就是它的扩散性、混乱性以及逐渐消逝而又无所不在的真实性，即内在的革命性和实践中的混乱性，是一种个体的造反，而不是一种集体业绩的暴动，是一个国民的故事，是结构改革的希望，也是世纪上半叶历史倾复的一次模拟。相反地，市场、社会竞争、自由主义的自治、国内和平、冲击的满足，成为五月以后存在的胜利果实。” “五月以后，合法的国家再没濒临倾覆，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直，‘制度’在它的基础上更巩固。相反地只是日常生活变了。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某些休闲方式悄悄地侵入工作交往和家庭交往之中。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也不再那么没有一点趣味。‘对话’、‘商讨’等变成了一切权力尝试的代名词。法定的秩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都慢慢地被弃置到权力的博物馆里。从这以后，权力大概只是成为为自己辩护和说服、引诱别人的东西。”(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P316)

　　虽然在“五月风暴”的一个多月的斗争中，参与运动的民众使资本家损失了三百亿法郎，法国出口额减少了三分之一，但这并没有给法国的国家人民带来浩劫。相反，法国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国家在健全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和关顾人民的利益做得比戴高乐时代更好，新的文化价值也随着产生，社会比过去更加的包容和多元化。毕竟，“五月风暴”的初衷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和谋求更好的发展。运动的间接后果是使法国左翼力量-----社会党党魁密特朗成为了法国的总统，在他当政十四年间期间，他与法国共产党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改革。法国的高等教育法、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私人电台和电视台法都是这个运动后的成果。

　　今天，那些参加过或者没有参加过“五月风暴”的法国民众，他们中的人依然会去吊唁葬在科隆贝公墓里的戴高乐，依然会尊敬缅怀这位法国的“父亲”，但没有人后悔让他下台。因为法国民众认为他不是神，他不可能总是正确的，当他不再适合当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时，他最好还是不要坐在那个位子上。想想也对，《国际歌》的作词作曲者都是法国人，歌词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从来都没有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回首近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五月风暴”，法国是幸运的。我想，这一切应该得益于法国始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光明”。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

　　再简述法国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卢梭等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为代表人物。卢梭的代表作有《忏悔录》、《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他强调“天赋人权”，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思想。孟德斯鸠重要著作是《论法的精神》。在著作中提出了 "三权分立"的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为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宣扬自由和平等原则。他的名言是:“我不同意你说的一切，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康德主要思想:人是目的。他强调人的重要性，提出人就是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他的代表作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和《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以及《判断力批判》(1790年)。

　　启蒙运动启迪和开导人们反封建意识，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和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这场运动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关键的影响，这一切也是最终使法国走进现代文明发达国家行列的阶梯，为法国创建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国。

　　安琪楼.夸特罗其和汤姆.奈仁合著的《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其中作者之一的安琪楼·夸特罗其,是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诗人与旅行家，法国1968年五月革命的目击者与参与者。该书的后记有一段话：“1968年五月是第一个‘新的’法国革命，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抓攫之力已开始在它的发源地现出疲态了。之前，资本主义不但安然度过了它自己在历史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物质矛盾、战争、危机，与阶级斗争，而且还把各种宣称要摧毁它的各式各样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给安排出路。”

　　“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真正不可避免的命运只有在它为本世纪赢得了物质胜利之后才悄然出现，就在资本主义机器的最后产品之前出现。而这个最后产品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里头新出生的社会，昨日还未曾得睹，今日则处处可见，后浪终将推倒前浪。”

　　“一八七一年的安那其主义老是朝着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过去岁月痴望，注定得失败;1968年的安那其主义则是朝向几乎已经到手的未来社会，必定会成功。”

　　几年前，在与美国国务院重要智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美国外交协会韩美政策研究院长、著名学者Scott A. Snyder交流时，我问：对于解决社会运动和国家间的争端的问题，共享的文化价值是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之一?他回答：当共享的文化价值与共享的政治价值发生冲突时，共享的政治价值更为重要。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和外交官，去年御任的法国驻加拿大大使郁白先生就这场运动的问题给我回了邮件：“…….一句话要说， 1968法国学生活动是改革反对保守的斗争，最后表面上戴高乐赢了， 其实法国才进入新的政治和社会阶段，改革克服了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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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市民网.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