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猪佩奇故事：张颐武：文艺青年求高雅，普通青年要爽萌
张颐武：文艺青年求高雅，普通青年要爽萌
采访/卢楠
导语：小猪佩奇被赋予亚文化属性，但仍与主流价值观保持微妙联系。这正如中国新世代的诉求：在不逾矩的前提下，享受属于自身的独立空间，及随心所欲的愉悦感。
关键句：小猪佩奇创造的“反差萌”式“社会”感，和主流价值观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关系，即在认同中又有一种调侃、反讽的意味。
登陆中国三年后，小猪佩奇成为“现象级网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学者张颐武一直关注小猪佩奇的本土蜕变路径。他认为，作为一部中产色彩浓厚、教导劝诫特征鲜明的幼儿动画，小猪佩奇在流行过程中被赋予亚文化属性，但仍与主流价值观保持微妙联系。这正如中国新世代的诉求：在不逾矩的前提下，享受属于自身的独立空间，及随心所欲的愉悦感。
《新周刊》：梳理小猪佩奇爆红的路径，快手、抖音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以“主播”为中心的自制视频网站在传播上有什么特点?
张颐武：它们保留了鲜明的互联网传播特征，譬如“流动状”，譬如“即时感”。类似于直播的小屏互动，可以让受众迅速产生高度共识和认同感，直至迷恋，乃至产生情绪反应。它的状态可能冗长、平淡、细碎，不同于戏剧——戏剧是以一种精心压缩内容、集中突出戏剧冲突、高度紧绷并具有仪式感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它是完全介入日常生活的，可以称之为一种“生活流”。
《新周刊》：捧红佩奇的所谓“社会人”，大都是来自三线以下城市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可以视为当下流行文化的引领者?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张颐武：我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互联网的发达，实际上三四线城市的青年和所谓“主流”青年群体在信息接受、价值观方面是同步的。
一方面，他们是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比方说电影，2018年中国电影总票房预计可能超过700亿元，如此大体量的增长，相当部分是由三四线城市甚至是五线的乡镇贡献的;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圈子里认同的那套草根、街头的文化主宰了流行文化，比方说《中国有嘻哈》的那些人等。他们直接把那群掌握文化解释权，定义何为“高雅”何为“粗俗”的文艺青年挤到一边去了。十年前，普通青年在拙劣模仿文艺青年，其他青年则处在鄙视链底层;如今，风水轮流转，小猪佩奇的走红，几乎是由普通青年一手缔造的，已经没有文艺青年任何事了。
一言以蔽之，中产化风潮已经遍及城镇。当年贾樟柯电影《小武》中那种受制于城乡差异固化，贫穷、绝望的外省青年，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流。
《新周刊》：你如何定义“社会”?从上世纪90年代略带暴力的《古惑仔》到当下充满萌感的佩奇文身贴纸，你又怎样解读青年人在“社会崇拜”方面的变化?
张颐武：我理解的“社会”，带有跨界、逾矩、边缘化的意蕴。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古惑仔的相当强的反社会的意味。而小猪佩奇创造的“反差萌”式“社会”感，和主流价值观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关系，即在认同中又有一种调侃、反讽的意味。正如小猪佩奇这个形象，小任性、小刁钻之余，温和无害，憨态可掬。
近几年爆红的亚文化形式，比如街舞、嘻哈，都具有类似特点，以反叛、挑战秩序、冲击边界的感官来获取公众的认同，但是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反社会情绪，稳妥而积极。由此表达的青年群体的心声，可以这么概括：“我无意对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颠覆，甚至对其存在认同，但建制必须给我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让我享受到随心所欲的愉悦，让我构建属于自己的认同。”你看，他们既是《中国有嘻哈》的粉丝，也会追捧《战狼2》《红海行动》。
以小猪佩奇为例子，它脱胎于英国社会背景下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训诫、规范幼儿行为，这套东西和中国语境存在着隔阂和裂隙，因而很容易被年轻人当作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的媒介，由此有某种戏拟，反讽的意味。事实上，年轻人确实在对这个文本不断进行再解释、再创作的过程中获得话语权。这其实是后现代文化、当代流行文化使用的一套常规路径。
《新周刊》：说到青年人的认同方式，相比于上世纪60年代反抗意识浓厚的摇滚乐、嬉皮士文化，为什么在当下会呈现为小猪佩奇、蜡笔小新之类低幼感十足的卡通形象?
张颐武：当下的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主流，随着健全的财产、家庭观念得以建立，一种对认同的温和表达逐渐替代了原本对社会结构的剧烈冲突。
激烈反抗、二元对立，属于现代性范畴，是法国大革命直至20世纪中后期的玩法，21世纪到来后就显得过时了。与之相比，“千禧一代”(在中国对应的是80后、90后)乃至00后的认同表达，是后现代范畴的：亲民，变化多样、形式不拘，兼容、调适性强，寄生在各种载体中，并且时刻创造全新的、更丰富的意蕴;基于中产审美的作用和现实生存压力的影响，又会格外注重感官上的“爽”和视觉上的“萌”。
与此同时，摇滚、嘻哈这样一度带有激进性的文化形式已经被吸收到主流价值观体系，变成一种可以丰富主流社会活力的东西。一方面，上世纪60年代一度对社会结构形成冲击的嬉皮士文化，最后演变成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性主义、LGBT平权;另一方面，主流文化的“混搭”感也越来越明显。譬如新锐企业家如扎克伯格，都以T恤牛仔裤形象示人，这些都已经是新的政治正确了。特朗普那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大腹便便穿西装的、支持枪支自由的、反政治正确的人物，则被视为无聊、过时、刻板的保守派。
《新周刊》：“佩奇热”的许多环节，有着相当大的商业操作成分。这是否说明，这场略带叛逆色彩的狂欢，本质上还是对消费文化的妥协?
张颐武：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能够轻易脱离消费。以女权运动为例，它的根源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男性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占据的主导地位的不断瓦解，它的表现形式，如“me too”行动，更强调女性自主意识。许多商家也在有意识地迎合这种自主意识，将女性置于舞台中央。人们也转而用中性的眼光看待消费主义，而不是一味贬损。
目前中国存在着一种状况：一方面鼓励消费，否则生产没法促进;另一方面又警惕消费，担心其影响价值观，也有些对这些新的文化的轻视。对于年轻人面临的困扰和压力，应该给予他们宽慰、放松、身心愉悦的空间，缓解内心焦虑以及和长辈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我认为，对于青年亚文化还是要留出口，实际上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有积极意义。在对秩序没有任何冲击，反而丰富社会主流的的情况下，促进属于他们自身的认同，对大的社会认同的形成，也对于正能量传播有好处。
（来源：《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