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财经记者马国川2016年的最后四个月都是住在日本。恰好我访问日本时也遇到了他,觉得他黑了瘦了,大概是太辛苦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本厚厚的书《国家的启蒙》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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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启蒙》


  这本书,出自一个学者型的记者,或者反过来说,记者型的学者之手,文笔流畅浅显易读,又很有思想内涵。我马上买了五十本送去给国川兄签名送给朋友们,在“周说”也摘这本书的一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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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川

  这个章节,读起来绕有味道,我想起了很多人。

  马国川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也发人深思。

  他是从一件小事说起的:


  1860年,当日本人首次乘坐咸临号抵达美国后,大开眼界,新鲜事物目不暇接。舰长专门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船员们好奇地围观,因为在日本使用的都是木伞,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舰长说:“我把这把伞带回国内,撑着伞在街头风光一番,你们说好不好?”立即有人提醒道:“我看还是在官邸里自己玩赏吧。您如果在街上招摇,一定会被浪人袭击!”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就在咸临号回国前半个月,一个雪花飞舞的早晨,主张和外国通商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樱田门事变”宣告日本“爱国贼”们抵抗对外开放的行动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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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田门事变”剧照


  数千年来,东方国家自成一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人闯入进来,各种冲突在所难免。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像满清政府那样拒绝开放国门,而是和平地放弃锁国政策。但是门户初开之时,一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在自认为社会精英的武士阶层中,这种思想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腰插双刀的年轻下层武士,许多都是“爱国愤青”,视外国人如寇仇。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很快就掀起了“愤青们”大肆刺杀外国人的风潮。


  1858年8月,俄国见习官和水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遭到武士的袭击,2死1伤。这是日本国门开放之后发生的第一起刺杀外国人的事件。3个月后,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穿西服而被误为西洋人遭到杀害。1860年1月,在英国总领事馆当翻译的日本人遭到刺杀。2月,荷兰两名船长也被杀害。幕府虽然尽全力搜捕犯人,但奇怪的是,杀人凶手一个也没有抓获。这进一步助长了暗杀之风。


  “樱田门事变”之后,排外风气更加高涨。在外国人看来,这个东方国家充满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国翻译被杀;6月,英国公使馆遭武士袭击。1862年6月,英国水兵被杀伤;9月又发生了“生麦事件”,一位骑马的英国人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武士当场砍死。“生麦事件”酿成极大的危机,一度将日本推向战争的边缘。最后幕府不得不赔偿巨款,才消弥了一场灾难。


  日本“爱国贼”的暗杀行为不都是自发的,也受到了来自高层的煽动和纵容。当时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对与外国通商,他听说幕府赔偿“生麦事件”后十分震怒,下诏说:“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这种典型的“愤青”言论,更加激励了日本“爱国贼”的排外行为。


  随着仇恨外国人的风气的蔓延,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为仇恨对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人都有卖国嫌疑。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们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美文化制度的人,当然都是欺瞒世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的学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们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那些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到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出,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


  在江户开私塾传授西学的福泽谕吉备感恐惧。因为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贼”,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高调,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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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无法终止自己的思想,只能谨言慎行。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他绝不谈论时事。他家中的棉被橱内的地板特意设计成可掀式,以防遭人暗杀时可以从地板下逃走。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福泽晚上从不外出,而是安心从事翻译工作过。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编一个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他后来回忆自嘲道,“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日本“爱国贼”的要求是,废除日本已经签署的通商条约,将外国人永远驱逐出日本。这显然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运动,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救亡运动,只是盲目排外的社会破坏活动而已。这些过激行为虽然阻碍了日本的开国改革,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动荡,却改变不了历史潮流。“爱国愤青”们滥杀无辜的行为,逐渐遭到了世人的唾弃。国民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现代文明,融入现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这种社会共识的推动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爱国贼”们也消失了。


  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们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不过,“爱国贼”并不是日本所独有的现象,在19世纪东亚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些国家仍然不时闪现“爱国贼”的魅影,让人们徒生今夕何夕的感慨!


  今天偷懒,抄的马国川的文章。


  其余的话不多说,因为会有人对号入座,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来源:钝角网)


2018年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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