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对中国对外“人文交流”政策理念与政策实践中的基本特点和认知误区进行梳理,对相关的概念内涵和观念差异进行辨析和讨论,进而就如何有效做到“民心相通”和“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民间交往;跨国共同社会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庄礼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



  当前,营建政治互信、推动经贸合作、发展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三大重点内容。其中“人文交流”的目的是促使“民心相通”,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为此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政府部门都制订了对外“人文交流”规划,许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了由政府统筹的对外“人文交流”活动。但在上述实践活动中,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和欠妥的工作思路,进而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实施质量与实施效应。


  这些认知误区和欠妥的工作思路至少包括:


  第一,“人文交流”主要是文化(大文化概念,包括文艺、教育、体育、旅游、媒体等)交流。


  第二,“人文交流”的目标主要是对外宣传、对外展示,包括中国为什么是一个友好的、进步的国家,中国的对外政策为什么是对的,等等。


  第三,“人文交流”是政府工程,因此主要由政府出钱和出面统筹。


  第四,通过中国式的“人文交流”可以铸造“软实力”,可以有效促进“民心相通”(这当然也涉及“民心相通”该怎么定义)。


  国内当下各种政策报告和政策解读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大题目或小题目是“人文交流”,但下面的正文谈论和使用的概念却是“文化交流”。这是一种普遍的下意识言说。如果把这一认知与“人文交流”的官方译称“people-to-people exchange”联系起来,其差异就更明显了,因为“people-to-people exchange”的本意是“人民之间的交流”或“民间交流”,它包括人民之间在不同领域中和广泛议题(如生活、工作、信仰、各种公益、各种兴趣爱好等)上的交流。“people-to-people exchange”的重心是“人民之间”或直接的“人对人”、“人与人”,包括大量自发的、分散的、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人文交流”的重点应是“人”而不是“文”。


  在对外“人文交流”中,以下几个倾向是应当尽量避免的:(1)过于偏重展示性乃至炫耀性的“交流”;(2)过于偏重单向式乃至灌输性的“交流”;(3)过于聚焦于“文化”乃至文艺的“交流”;(4)过于倚重官方出钱出面统筹、规划和主办。


  针对“民心相通”、“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这个维度上的对外政策目标诉求,本文认为:首先,应当避免种种对“人文交流”片面的、机械的、主观的理解;其次,“人文交流”这个概念并不是实现“民心相通”和“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的最佳、最充分的实现途径,可以寻找更为适当的政策理念来取代它。总之,本文旨在对中国对外“人文交流”政策理念与政策实践中的基本特点和认知误区进行梳理,对相关的概念内涵和观念差异进行辨析和讨论,进而就如何有效做到“民心相通”和“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基本特点


  国内学界、政界和社会文化团体人士所论述的“人文交流”,其内容和方式主要聚焦于文艺展示、教育合作、旅游合作、专题论坛、学者对话、媒体互访等。


  以中国规模最大的对外人文交流机制“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CPE)2016年度的磋商成果清单为例,它将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内容分为7个板块:(1)教育(具体交流事项共48项);(2)科技(29项);(3)文化(22项);(4)卫生(14项);(5)体育(31项);(6)妇女(3项);(7)青年(7项)。其具体内容非常丰富,例如政府间教育政策交流、美国人学中文、学生领袖研习营、公派赴美留学进修、大学生运动队互访、中美+清洁炉灶国际发展战略论坛、儿童剧院互访、中国现代舞作品参加美国舞蹈节演出、美国图书馆举办“中国木刻水印展”、中国艺术团组参加芝加哥“世界音乐节”、“中美百名医院院长互访计划”、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事务办公室与全国妇联合作在美国驻华企业中开展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倡导、中美青年思想者圆桌会议、中国青旅集团等机构联合开展“中美旅游年——人文交流故事汇”主题征文活动等[1]。


  上述中美“人文交流”活动大致有这些特点:(1)中国出访美国的机构和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美国访华的机构与人员数量,且大多是政府机构和国有事业单位派出人员访美。(2)在交流项目数量方面,“大文化概念”板块(文化+教育+体育)共101项,排名第一;美国的优势领域“科技+卫生”(43项),排名第二,这是一个功利性较强的板块,因为中方在科技卫生交流中的获益远超美方。而在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人文交流”项目中,科技交流的项目普遍比较少。(3)属于民间公益领域的“妇女”板块(主题是促进女性权利)项目最少(3项),且主要是由美方提出;青年项目(7项)中有4项是论坛对话性质;双方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基本上没有被提及。


  这个中美“人文交流”框架有着中方更为积极主动的痕迹:中国参与交流的人员与机构数量远超美国;由中国政府出钱、出面统筹的交流项目数量也远超美国。从交流项目清单上看美国政府几乎没在中美人文交流活动中花钱,也很少出面统筹。上述交流内容也是中美双方磋商后求同存异的结果,因而在促进女性权利、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领域中的交流项目极少,交流内容主要集中在大文化(文化+教育+体育)领域和功利性较明显的科技卫生领域。


  在当下国内其它众多的对外“人文交流”政策实践中,把“人文交流”等同为“文化(大文化概念)交流”的现象同样很多;在许多相关的政策诠释文本中,“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也常常不加区别地混用(甚至“人文交流”的英文也译为“cultural exchange”,而不是“people-to-people exchange”)

  例如《“一带一路”助推中外文化交流》一文指出:“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在已有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两个支柱的基础上,把人文交流作为加强金砖合作的第三个支柱,推动金砖国家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这对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交流具有深刻的启示。”[2]在该文的其余地方,论述的主要也是“文化交流”。例如谈到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318个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执行计划及互设文化中心协定,设立了11个中国文化中心,共同建立五大联盟,即“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等等[3]。又如云南网的一篇政策报道介绍说,2016年12月出台的《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人文交流中心规划(2016—2020年)》提出,在未来5年,云南省将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卫生、体育、旅游、文化产业、智库等领域构建人文交流合作机制[4]。以上案例大体上代表了我国关于“人文交流”所涵盖领域的认知,即它基本上是一个“大文化交流”概念。


  另外,对外“人文交流”的格局大体上是单向式的,走出去的多,请进来的少。例如在新闻媒体交流方面,据《人文交流扩大“朋友圈”》一文报道,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已经与10多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开展了合作,在美国、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印度等国家的主流报纸上,推出用当地通用语言出版的《中国·云南》新闻专刊。云南广播电视台与老挝国家电视台合办《中国剧场》《中国农场》《中国动漫》等栏目,与泰国公司合作在泰国开办旅游节目《泰好玩》等[5]。但是,这篇谈“交流”的报道并未提及有对等的外方媒体落地中国。


  据《广西加强对东盟人文交流与合作:合作曲越奏越恢弘》一文报道,自2013年以来,广西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以东盟国家语言译制多部优秀中国影视剧在东盟国家播出,并与东盟国家电视台合办《中国剧场》,举办中国—东盟电影周,推动中国优秀国产电影“走出去”,《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三国演义》《北京青年》,中国动画片《猫眼小子包达达》,电影《泰囧》《唐山大地震》等已在部分东盟国家成功播出,大受当地百姓追捧[6]。


  隶属于中国文化部的《中国文化报》的一篇成绩清单式报道也提及大量的中国文艺团体走出去的事例,例如对印尼:2014年8月,中国文化部组派大型舞台剧《太极图》以及《多彩中华》赴印尼展演;2015—2016年,中国文化部连续组派艺术团赴泗水、巴厘岛、日惹、三宝垄和雅加达参加“欢乐春节”活动;2016年4月,中国爱乐乐团赴印尼举行“海上丝绸之路”巡演,大型舞剧《丝海梦寻》赴印尼访演;2016年11月,中国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印尼演出[7]。此外,中国文艺机构打造的《吴哥的微笑》《吴哥王朝》歌舞剧在柬埔寨长期展演。至2017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已全部被译成马来文并在马来西亚出版发行。


  上述偏向单方面展示的格局与中国和东南亚在文化产业上的实力差距有关,正如在与美国的文化产业交流上,中国是引进多、销售出去少的一方。但在国家形象的输出展示工作上,中国政府在美国是投下重金的,不过由于是以展示而不是互动交流为主,其效果一直颇受诟病。


  综上,当前中国对外“人文交流”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政府出钱出面统筹、聚焦(大)文化交流、单向式文化输出展示。


  关于跨国交流的相互性,一个名为“人民与人民国际”(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PTPI)的美国非营利组织提出这样的工作目标:“促进持续的全球普通公民之间的跨文化交往。我们的使命是通过教育、文化和人道主义等领域的活动,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其中包括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之间直接交流他们的理念和体验。”[8]显然,单向展示性的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输出无法胜任“直接交流”、“相互理解与友谊”这些目标。


  针对中国对非洲的文化交往活动中缺乏民间草根之间直接相互交流的情况,李安山批评说:“这种(交往)形式由官方运作,往往缺乏扎实的群众基础。文化活动局限于官方层次,很难将草根阶层包含进来。如果政府管理不善,那么这些活动结果就有可能是消极的,反而会造成双方人员之间的距离感。”[9]而这种“走出去”但没有“走进去”的不接地气的“人文交流”,不正是中国国内一些追求浮华表面功夫的工作作风的反映吗?


  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对象方也传来一些不同的声音。在2016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上,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很少提及中国政府统筹的那些花样繁多的“文艺交流”,但是称赞了美中两国的医生们为改善两国人民的健康状况和应对乳腺癌、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方面的挑战一起工作。克里强调说:“从美国方面来看,people-to-people exchange指的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不是一方政府对另一方人民的公关行为,政府也不能给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设置障碍。CPE机制是为两国公民提供机会以真实、均衡、透明的方式进行交流、竞赛、学习、体验分享。因此,既然中国访美的机构与个人在美国可以自由获取任何信息、拜访任何个人,访华的美国机构和个人在中国也应当对等地享有这些权利。双方政府应当对等地开放交流机会,对任何交流活动都不设置障碍。”[10]显然,当中国方面大张旗鼓地贯彻中国式(官方统筹、聚焦文化、单向展示)的对美“人文交流”的同时,美方强调的是人民之间(people-to-people)无拘无束的、非官方、非正式的、双向的、任何议题下的互动、交流和“一起工作”(working together)。中美双方在彼此间的“人文交流”/“people-to-people exchange”议题上,既有一些共同的兴趣,也有不小的观念差异。


  二概念辨析与观念差异


  在英文世界里,可以看到许多和“people-to-people exchange”类似的复合概念,如“people-to-people contact”(人民之间的交往),“people-to-people engagement”(人民之间的接触),“people-to-people diplomacy”(人民之间的外交或民间外交),“people-to-people dialogue”(人民之间的对话),“people-to-people cooperation”(人民之间的合作),“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等等。以上把“people-to=people”译为“人民之间”,都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官方文本中“people-to-people exchange”被译为“人文交流”,而不是“人民间的交流”或“民间交流”。那么,中国式的“人文交流”与英文世界里的“people-to-people exchange”是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是否存在认知上的差异?


  事实上,关于“人文”在对外交往中该怎么翻译,中国的政策文本和政策诠释文本中也有许多不同的译称,这既显示我们在政策理念上的马虎和不统一,也显示在“(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与形式”这个问题上,中国有着比较含混的理解。


  以2008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人文奥运”为例,在国内官方文件、媒体报道中其英文译名包括:“People‘s Olympics”,“Human-oriented Olympics”,“HumanisticOlympics”,“Humanity Olympics”,“Cultural Olympics”,“Culture-enriched Olympics”等等。是把北京奥运会办成“面向人民的奥运会”还是“很有文化的奥运会”,这当然会导致具体工作思路的差异。那么中国政府对“人文奥运”的官方译名是什么呢?


  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闭幕式上致辞的英文版中,“人文奥运”被译为“People’s Olympics”而不是“Cultural Olympics”,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恰当的译名。以人民为本、为中心,这本身就是“人文”二字在过去和当代的本质要求,是值得推崇的人类价值观。“人文”从字面和内涵上看都包括“人”与“文”,二者结合起来就以人为本的文化。


  既然我们认可“人文交流”译为“people-to-people exchange”,那么它就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交流活动。如果把“people-to-people exchange”仅仅理解为文化的输出和展示,那就像把“人文奥运(People‘s Olympics)”理解为“文化奥运(Cultural Olympics)”或“很有文化的奥运(Culture-enriched Olympics)”一样跑偏题了。简言之,国家间的“people-to-people exchange”就是指人民享有(of thepeople)、人民主导(by the people)、为了人民(for thepeople)的广泛的、日常的跨国民间交流互动,可直接译作“人民间的交流”或“民间交流”。


  此外,“民间交流”也不能片面地等同于“民间外交”。《牛津国际和平百科全书》对“民间外交”(People-to-People Diplomacy)的解释是:“一种跨国的冲突解决策略,它鼓励普通公民在缓和国家间敌意方面发挥作用。”[11]“民间外交”与“人民间的交流”相比,是一个含义相对狭窄的概念,因为它带有鲜明的功利性、国家本位性,而“人民间的交流”是自发的、议题广泛的,执行官方意志和政策并不是“人民间的交流”的首要出发点。


  “人民间的交流”是从人类天性出发的逻辑结果,在现实世界中,大量跨国的民间交流也并没有“执行国家外交任务”的功利性意识,如果说这些日常的、自发的、非官方的跨国民间交流活动促进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那只是一种客观、间接的效果。至于那些由官方推动、指导、资助的明确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在海量的民间交流内容中,只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总体来看,人民间的跨国交流互动是超越外交和国家间政治的,它们不是政府政策(如“公共外交”)的附属品,自有其规律、节律和独立性。


  在中国,还存在一个“人文外交”概念。2009年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借“人文奥运”话题提出了“人文外交”这个政策理念,但其英文译名为“Cultural Diplomacy”,因此这实际上说的是“文化外交”。对照“人文奥运”的官方英译(People’s Olympics),可以看到“人文外交”与“人文奥运”中虽然都有“人文”二字,但其内涵并不相同,后者强调“people”,前者强调“culture”。在中国,凡事想到“culture”是不难的,中国传统上就重视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今天文化成为一种重要商品时,文化当然就更重要了。因此,当“人文奥运”能被中国官方正式译为“People‘s Olympics”而不是“Cultural Olympics”,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观念上的进步。


  2012年第五届中菲合作论坛北京宣言的英文版中,“人文交流”被译为“people to 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即民间交流+文化交流)。其中“民间(people-to-peole)交流”是指双方公益NGO的交流和派遣国际志愿者。2015年中国政府在约翰内斯堡发布新版《中国对非洲政策》,该文件把“深化和扩大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译为“deepening and expanding cultural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即文化交流+民间交流);关于“民间交流”,该文件指出要继续加强中非民间交往,促进民意沟通,推动民生合作;要鼓励和引导中国青年志愿者赴非洲国家服务,开展扶贫、支教等活动;要保持在多边妇女事务上的良好协作;要加强中非工会组织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12]。这说明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对非洲政策》文本都至少意识到“cultural exchange”不能涵盖“people-to-people exchange”,只好权宜地将这两者并列,并且在“人文交流”这个框架下,包括各种人民间的“一起工作”事项(其中甚至包括了双方工会组织的互动)。


  总之可以看出,在中国文本中的“人文交流”与其英文译名“people-to-people exchange”有着内涵和认知上的差异,前者强调“文化”,后者强调“人民之间”。不同国家的人民在一起,只交流文化,而且还是那些高端精品文化,而没有日常生活交流、日常工作交流,终归是没有根基、浮于表面、追求形式、热闹于一时的交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知差异?


  首先,这与中国政府和社会中一些形式主义工作作风有关,包括追求高端上档次、追求领导出面的级别、追求表面形式的热闹,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化事业功利化,从而使对外“人文交流”偏离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原初内涵。


  其次,这也与中国学界、智库的一些简单潦草作风有关,如习惯性地对政府意图做追随性的注解,同时在概念使用上也比较随意,以至于常常可以看到学界的一些政策诠释文本把“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混用或等同起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古延续至今的重“文”(如礼教仪轨、庙堂场面、教条章句等)不重“人”的传统理念。尽管儒士们告诫当政者要“爱民如子”,但背后不过是“我是你爸爸”的霸道等级制逻辑,人的主体性、人民的主体性无法彰显。于是本来是人类天性和社会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人民间的交往,纷纷成为“政府工程”,而一旦成为“政府工程”,就无法保持其日常性、草根性、自然生长性,就成了追求场面效应的“文化盛宴”或“人文盛宴”。


  本文认为,真正理解“people to people”的意涵,开展持久的、深入的“人文交流”(或“人民间交流”),就必须注重人民的主体性、活动的日常性和“人文”议题的广泛性。


  首先,不回避价值观交流。“人文”自古以来是包括价值观内容、普遍性公益内容的,不然何以“化成天下”?如果我们只是大量输出和对外展示中国文字、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戏剧、中国武术、中国厨艺、中国肥皂剧、中国熊猫等等软性内容,而回避善治、法治、和平、人权、自由、公正、民间社会等世界人民普遍关注的硬议题,那么我们的对外“人文交流”除了给外国人带来一点异国情调的猎奇作用之外,并不能在价值观念、公共利益议题方面起到示范、分享、共鸣的作用。


  “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PTPI)是美国的一家非营利机构,来自菲律宾的Julius 2014年来到美国参加PTPI主办的全球青年论坛,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他的心得是:“真实的社区需求是由社区自己来确定的,体验是学习的最好方式,领导者们必须与他们所在的群体分享共同的愿景,和不同人群的联系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每个人都能够帮助改进他们所在的社群,最后,和平——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是可以通过相互理解而实现的。”[13]他的交流心得里并没有提到对美国的赞扬。这位菲律宾少年在美国的这项“人文交流”项目中,最大的心得体会是可以在那里学到美好的价值观。假设一个菲律宾青少年来中国参加了一系列“人文交流”活动之后,他(她)会怎么谈自己的心得呢?综合国内媒体的报道,他们普遍的一个心得可能就是“哇!中国很了不起,很好玩,我还想来中国!”中国花了那么多钱在“人文交流”上,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个美好价值观的学习中心和输出中心?


  其次,促进“人文交流”(或“人民间交流”)不能仅仅依靠某些专项的、一年几次盛大排场的那种政府工程,更多的要依靠国人在广泛的、日常的跨国交往活动中(包括在国外、在国内,在实体接触中、在虚拟空间中)树立良好形象,展示友好姿态,共同分享美好事物,共同营建美好事物。例如当前中国与非洲之间互有大量移民,形成了大量双方草根阶层直接接触、一起工作、毗邻居住、直接交流的场面,从而形成了中国对外“人文交流”(或“人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场域。一个广州居民如何对待同城的非洲移民,一个移居非洲的广州人如何与当地人互动,这里面的“人文交流”成效不一定比旋风般的文艺团体来访要小,这些草根人民之间的互动也正是“people to people”互动的日常例子,在这里硬要把“people to people”译为“人文”,就太不接地气了。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交流日益便捷的今天,以信息为媒介,在日常生活中还出现了大量“间接性的民间交往互动”。例如某些网民的一些嚣张霸道或带歧视性的、种族主义的涉及他国人民的中文网络言论,有可能经由翻译而被相关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所知悉,从而使我国在对该国“人文交流”上耗资巨大的“民心工程”所取得的一点功效大为折损。


  国人的日常精神风貌、国家日常的社会风貌,经由全球化的信息媒介,都可形成间接或直接的民间互动。经由信息而获得的感知,也是一种互动。因此,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人民具有怎样的风貌,在全球化的信息媒介作用下,能够自动成为跨国感知互动的内容。因此,所谓“文化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平台,既在跨国场景中(如派文艺表演团队、公益志愿者到海外去),也在国内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如不懈推动个人和社会的文明化、美好化)。


  第三,推动“人文交流”(或“人民间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还必须充分激活和运用民间组织的力量,推动跨国民间社会的形成。建立人民之间、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亲近,需要人民本身、社会本身站出来进行跨国互动,而不是被政府带出来从事跨国互动。这就需要大量像毛细血管般的千千万万个民间组织来运筹于其中,让不同国家的社会与社会之间自动、有机地连接,形成“跨国的共同社会空间”。在这个新型社会空间里,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帮助,结成跨国的命运共同体。


  其中,跨国的民间组织网络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骨架,“一起工作”和“共同分享一起工作的成果”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运行原则(这些人民之间的互动内容已经无法用“人文交流”来涵盖)。例如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民众参与到“无国界医生”(MSF)的工作中,在这个享誉国际的人道救援组织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志愿者的身影,这无疑将有助于受援的外国民众改进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譬如中国人具有人道主义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社会是开放的(中国人可以自由加入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等。又如“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其博客包括“通往哥本哈根”、“愚公移碳”、“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等),它是一个由中国NGO组成的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的行动网络,其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与“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AN)开展交流与合作,其成员包括许多草根型的生态保护NGO,它们与外国专家、外国志愿者协同行动,致力于乡土生态保护,受到外国民间舆论的称赞。2016年CCAN还参加了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向大会提交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NGO立场书。这是一个中国民间社会与国际民间社会“一起工作”的典型案例。


  上述案例才是笔者所以为的达致“民心相通”、“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的最重要的途径。要实现“民心相通”,仅仅靠“人文交流”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理念。


  笔者以为,可以用“深化民间交往”(deepening people-to-people contact)来替代“发展人文交流”。在中文里,“交流”只是“交往”的一部分内容。在“交往”这个概念下,除了交流,还包括“一起工作”和“共同分享一起工作的成果”这些重要内容。那么何谓“深化”?深化就是指推动“跨国的共同社会空间”的形成,让人民在热爱自己国家的同时,也积极营建超越国界的工作网络,营建跨国的共同生活空间,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民间交往”是一个比“人文交流”或“民间交流”更符合当今中国与世界关系实践需求的概念。民间交流是民间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交流意味着观念、知识、情感、审美体验的彼此传播,但交往的内涵除了包括交流,还可以包括交朋友、组团队,一起做生意,一起做公益,一起建造跨国生活工作圈,一起建造彼此共享的跨国共同社会空间。在“深化民间交往”这个政策理念之下,在对外工作中自然就不会只满足于各自特色文化的交换展示这些表面文章,而是会更积极更深入地缔结“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更积极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落到实处。


  三从单向展示到“一起工作”


  中国单向式的“人文交流”,多半聚焦3件事:(1)教别人学中文;(2)向别人展示中国文化;(3)对别人解释中国道路、中国内外政策为什么是对的。从国家本位来说这或许无可厚非,毕竟这些交流都是由官方推动和资助的。但从国家利益的得失来看这么做未必适当,因为单向式的“交流”会忽略了对对方国家价值偏好、核心关切、文化特性的了解,从而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质量,乃至给双边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对方国家的日常核心关切、迫切要做的事很可能不是这几件事(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评价中国道路和政策──由于国情不同,中国道路或许很难照搬到其它国家去,正如中国也一直不想照搬他国道路)。因此在教别人中文的同时也应帮助当地的教育事业,在展示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应帮助当地社会发扬光大其本土文化遗产;在去说服别人中国道路、政策为什么是对的同时,也应该对当地社会所普遍认同的本土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给予理解和支持。


  改变单向式灌输式的所谓“人文交流”模式,意味着要更多地采取“人民与人民之间”“一起工作”的模式。不仅要派出中文教师、派出中国文艺团体、在当地播放关于“中国好形象”的视频广告,更应当派出大批志愿者去和当地人民在他们的“核心关切领域”(如减贫、医疗、就业、生活便利化、人权、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等)中“一起工作”,从而促进中国民间社会和外国的民间社会之间的“有机对接”,真正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


  我们的民间和政府可以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在当地人民最关心的那些议题上,去直接或间接帮助当地人民。当地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什么?以“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目标为例,它涉及环境、人权、教育、社会福利、救灾减灾守望相助、女性与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老年人权利、劳工权利、下层人民权利、土著权利等等,在这些方面的“people-to-people contact”(民间交往)可做的事有很多,在这些方面“一起工作”有助于扎实地促进“民心相通”。


  例如教育方面的交流或交往,工作思路不能仅限于帮助当地人学中文,可以去了解在当地教育事业的整个目标体系中,哪些问题是当地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例如帮助辍学青少年复学,在当地课堂上协助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帮助当地草根文艺团体成长,为当地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学好了中文,学好了科技、艺术等等都可以)等等,当地人在科技、艺术方面的兴趣或许多过学中文,我们不必过于急功近利地、主观地来设计我们的教育交流或教育援助政策。


  加强双方民间组织的互动合作,也应当是促进民心相亲相通的一个重要工作。例如在东南亚国家,NGO活动普遍比较活跃,这构成了当地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当地国家对外柔性影响力的一部分(如菲律宾NGO在联合国体系中所扮演的公关先锋角色)。鉴于NGO在东南亚当地民众心目中普通的良好形象,中国NGO与东南亚NGO发展出良好的相互合作关系就非常重要。加强双方NGO的互动合作,可以从低政治敏感度的活动领域做起,例如扶贫、环保、教育、反毒、公共卫生等领域。


  本文认为,“一起工作”(working together)是最好的“人民与人民之间”交流方式,这比数小时的文艺展演、一天的论坛、数天的参观游览活动所产生的交流更细密、更透彻、更接地气,因为只有长时间在一起工作,才有可能、也有必要全方位地彼此相互了解,从而形成团队合作气氛,谅解包容彼此的差异。论坛发言、观看演出、参观游览则并不需要双方做深度的、全方位的了解,而长时间在一起工作,会把人性中闪光的面向和善意,以及人性中的弱点缺点都显露出来,只有在这些类似于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真实互动中,才能形成以善意对待善意,以智慧处理摩擦差异的深度交往效果,从而产生真正的“民相亲”、“心相通”。


  本文认为,广泛的、长期的“一起工作”,包括各种针对对方社会核心关切议题(如减贫、救灾、教育、医疗、就业、人权、公正、法治、环保等种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人民与人民之间”日复一日的“一起工作”,是最深刻的人民间交往,也是最有效的人民间交流。当然,在“民间交往”这个大框架之下,也包括“人文交流”或“民间交流”(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各种观念、知识、情感、审美体验的彼此交流与传播),它们和“一起工作”一样,也是“民心相通”的基础工程,但是本文强调的是这些交流必须是诉诸“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双方直接的、接地气的交流,而不是那些单向展示型的、表面文章式的所谓“人文交流”。


  此外,中国要做一个国际化的世界大国,就应当让“国际”、“世界”在中国社会内部呈现,在国内产生更多的国际化的“一起工作”平台。中国可以让更多外国人来华学习、工作、游历、分享他们国家的故事(正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外国去学习、工作、游历、分享中国故事),可以让更多外国志愿者、草根NGO来华与中国志愿者、草根NGO一起长期工作,可以在中国设立更多国际性的公益项目、国际性的民间组织总部,也欢迎各类国际民间组织来华设立分支机构和开展活动,这样中国本身也就可以成为跨国的人民间交往的大平台。


  与“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相关的一个政策理念是塑造“中国好形象”,但好形象不能仅仅靠那些历史上的、静态的形象来博得,正如今天的希腊不能寄望外界对“古希腊文明”的崇敬而在自身债务危机问题上自动获得同情和援助。当下社会里活生生的人文景观,以及人民在跨国社会互动(特别是“一起工作”)时体现的素质和态度,比仅仅存在于典籍中、文艺作品里的“优良传统文化”更能代表一国人民、一国社会的对外形象。


  例如在非洲打击象牙交易民间行动中的中国志愿者黄泓翔(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凭着他对这项国际公益活动的深度冒死参与,赢得了当地人民和国际公益界的赞誉。而他参与此项行动的初衷之一,就是想改变国外对中国人“与非法象牙交易有染”、“不爱护野生动物”等恶劣的刻板印象。黄泓翔的事迹传回国内时,一些网友立刻转移话题,说欧洲人以前也在非洲大量猎杀野生动物。他们不去关注黄泓翔的事迹本身对提升中国和中国人的海外形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草根范本,也不去检讨某些国人卷入象牙交易给中国抹了多少黑,而是满足于一种无所谓底线的“比烂”思维。


  黄泓翔提到: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象牙市场,购买了全世界约70%的象牙,因此,在非洲,中国脸是象牙贩子们的最爱,也是很多当地人最痛恨的。黄泓翔说他去参加很多国际的和非洲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会议,然而会场里除了他看不到第二个中国人,至于在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NGO、非洲民间社区里就更难看见中国人了,尽管有100万中国人生活在这里[14]。他说:“我逐渐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已经成了中国人在海外主要的负面形象之一,尤其在非洲”,“我决定继续留在非洲,既然中国人是野保问题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人也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如果中国人不亲自把自己在海外制造的问题解决好,再多的所谓“人文交流”有用吗?能挽回中国人的形象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设立一个中国海外形象的负面清单,并以实际行动去化解它们吗?


  黄泓翔说:“回想起我在哥大读书那会儿,班上几乎一半的美国同学都参加过‘和平队’(很多美国年轻人在刚毕业时,会花一段时间到发展中国家去,去做一些农业、医疗卫生以及各种跟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事情)。上课讨论,同学们纷纷谈起‘我在海地地震的时候’、‘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而我完全接不上话,有些地方甚至我连听都没听过,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在中国……’”[15]中国人在海外的好形象好口碑不是靠在纽约时报广场播放精美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靠在海量的跨国民间交往中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的言行汇聚起来,包括黄泓翔冒死卧底和阻止象牙非法交易这样的“中国民间好故事”。


  参与国际志愿者行动是跨国民间交往“一起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国际志愿者的历史始于1909年英国红十字会设立的志愿援助特遣队,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声望卓著的国际志愿者组织,如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VSO)、乐施会(Oxfam)、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在中国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台湾海外援助发展联盟”(Taiwan AID)等也是有影响力的民间跨国志愿者组织。中国大陆有必要成立像乐施会这样在全球有许多分支机构和品牌影响力的大型国际公益NGO,使中国的志愿者工作进一步全球化。


  成立于1961年的美国和平队的工作地点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地区,和当地草根阶层一起工作以改变后者的生活处境,增加后者的发展机会。他们的工作领域主要包括农业、社区经济发展、教育、环境、保健、青年发展等,迄今先后已有22万美国人参加过和平队,他们的足迹遍布至少140个[16]。志愿者活动在西方有深厚的传统,这既缘于宗教背景,也与发达的公民社会有关,可以说是公民社会的产物。西方志愿者活动一直遵循着与受援国公民社会、受援国当地志愿者连接互动的原则。这种不同国家志愿者跨国“一起工作”的网络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跨国网络。


  事实上,中国的跨国志愿者服务也在快速跟上国际步伐。习近平2013年在印尼国会的演讲中就提到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之后,中国国际救援队是第一支抵达重灾区印尼亚齐的国际救援队,他们在短短13天里救治了1万多名受灾群众;而2008年5月中国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印尼也在第一时间向中国派出医疗队赶赴灾区,他们不顾灾后余震的危险,夜以继日地工作,诊治了260名灾民,为844名居民和120名学生提供了义诊,印尼医疗队队员在回国前还把身上所有钱物全部捐给了灾区[17]。王宪鹏也撰文提到:中国派往老挝服务的民间志愿者,通过改良甜瓜种植法,当年就使果农获得了大丰收;中国民间志愿者带领的球队在老挝全国篮球锦标赛选拔赛上一举创下3个历史性纪录;当前中国青年志愿者活跃在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多个国家,从事为期半年至1年的汉语教学、医疗卫生、农业科技、体育教学、计算机培训、职业教育、工业技术、国际救援等方面的志愿服务[18]。上述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一起工作”、“互帮互助”、“慈善友爱”,显然是“人文交流”这个对外政策理念所无法涵盖的,这些活动已经超越了“交流”,却又是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所亟需的有效方式。


  余论:“国家的全球体系”与“社会的全球体系”


  本文认为,中国当前的对外“人文交流”活动在增进外界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了解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离有效促进“民心相通”这个目标显然还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偏重展示性的、炫耀性的单向输出方式,偏重文化展示和政府统筹而忽略民间社会的有机对接。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家事务还是在国际事务中,各个国家都会尝试对民间社会、民间交往进行介入乃至“收编”,使民间因素成为执行国家意志、国家政策的工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通过民事力量来领导(世界)》一文,主张美国既要重视军事力量的使用,也要重视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指由各种文官机构和公民社会机构所持有的力量)的使用,美国可以通过善用其强大的民事力量来持续领导世界。她提到了在“软实力”这个概念出现的几十年前,肯尼迪总统创立了和平队,以向世界显示美国不一样的一面,美国科学家诺尔曼·博劳格负责“绿色革命”计划,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饥饿等等民事力量案例[19]。


  在中国,也有众多把“人文交流”、“民间交往”与“国家软实力”概念联系起来的论述。但事实上不会有哪个国家自动愿意被某个外国的“软实力”所笼罩。小约瑟夫·奈提出的“Soft Power”是一个属于权力政治范畴的概念,是为美国的称霸目标而设计出来的政策理念(即称霸除硬权力之外还需要软权力),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霸权主义导向的政策理念。而在中文世界,虽然“Soft Power”被译为“软实力”而不是“软权力”,似乎减少了其权力政治、霸权政治的原初含义,但其英文译名仍然是“Soft Power”,而“Soft Power”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带有权力政治、霸权政治痕迹的专门概念,因而将“软实力”(Soft Power)列入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难免引发外界的反感。国内还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如何利用海外华侨华人力量来做大做强中国的“软实力”,如何让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国建构海外“软实力”服务。这种说法若是传到海外华侨华人居住国的主流社群那里去,多半会产生不良影响,直接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人文交流”,或内容更为广泛的“民间交往”,它们首先都是人类社会中自发自为自主的现象,它们不是因为成了“政府工程”和“公共外交”的附属物才能产生出来,也不是非得被收编为政府手中的所谓“民事力量”才会有繁荣发展。“人文交流”、“民间交往”是人类社会的天然属性并早于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诞生。在当代世界,活跃的公民社会日益成为国家对外柔性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例如菲律宾、丹麦、印度都通过本国NGO活跃的跨国活动增长了它们的国际影响力,而英国、美国、法国因为创立了许多跨国NGO而获得额外的对外政策资源。但也有必要说明,这些NGO或跨国NGO大多数是民间自发的产物而非政府政策的产物,它们大多有自身的独立宗旨,甚至有许多就是专为抵制国内的“政府之恶”和国际上的“国家之恶”而产生的,拥有超越国家、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和使命。


  固然政府可以运用民间资源去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例如让民间人士或民间组织担当政府的传声筒或说客,以改进本国在对方社会中的形象,影响对象国的民意和政府决策,但这些事务只是海量民间交往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在广泛深入的日常民间交往中形成的“国家形象”和“民意支持”更为真实,也更为牢靠。当然,是真实的好形象还是真实的坏形象,端赖国家自身脚踏实地的内涵改造升级,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包装游说的效果终究是有限的。


  在民族国家体系仍然是人类政治的主流架构的情况下,当思考“国际”这个实体存在物的时候,不妨超越“单位间(即国家间)关系”这个层面,探索“社会间(或人民间,people to people)关系”所构成的力量对民族国家体系的“侵蚀”与制衡。不同国家的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着不从属于国家间政治的自发自为自主的天然属性,各国民间社会的“有机连接”所形成的“社会的全球体系”,有可能对“国家的全球体系”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


  事实上,不同国家也正在尝试形成自己的“社会体系”,正在尝试“社会连带”、“一起工作”这样的人类老传统。例如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确立了自己的志向,它旨在“推动建立一个以人为本、有社会责任感、着眼于在人民间和成员国间实现持久团结和统一的东盟共同体。它寻求建立共同的身份认同,建立一个彼此关爱、利益共享、彼此包容的社会,在其中人们的幸福、生计、福利都能得到增长。”[20]联系到东盟成立之初东南亚的纷乱局面,必须承认建设共同体是一个痛定思痛又雄心勃勃的理念。


  不妨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回归初心的表现,是不同国家“一起工作”的目标。那么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它不是单方面“构建”的产物,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政策目标时,通常使用的都是“共建”这个具有双向、多边意涵的词语,而不是单向式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不同国家双方、多边的相向而行,它是不同国家以“同事”身份“一起工作”的结果。


  其次,它意味着这样一个跨国的共同社会空间,不同国家的人民为共同的利益关切、情感关切而展开“人民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跨国的共同行动网络,乃至形成一套普遍的共同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在仍存在国家边界的情况下所生成的一个“跨国共同社会空间”,它具有许多类似于“社会”的属性和风尚,如守望相助、扶弱济贫、共同协商、“一起工作”,它有着越来越多的共有的理念、共守的规范、共享的利益,以一张互助共居的、连续的社会之网柔和地覆盖在碎片化的国家断裂自助格局之上,以期达致人类的自我救赎。


  注释

  [1]《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清单》,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6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70467.sht

  [2]何亚非:《“一带一路”助推中外文化交流》,FT中文网,2017年9月14日,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74288?page=2

  [3]何亚非:《“一带一路”助推中外文化交流》,FT中文网,2017年9月14日,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74288?page=2

  [4]刘晓:《云解读:云南努力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人文交流中心》,云南网,http://yn.yunnan.cn/html/2016-12/17/content_4657746.htm

  [5]郎晶晶:《人文交流扩大“朋友圈”》,云南网,http://yn.yunnan.cn/html/2017-02/16/content_4731181.htm

  [6]《广西加强对东盟人文交流与合作:合作曲越奏越恢弘》,《广西日报》2016年6月21日。

  [7]王立元、宋佳烜、屈菡、薛帅、程佳:《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国文化报》2017年5月15日。

  [8]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Our Mission&Vision”,https://www.ptpi.org/About-Us/Our-Mission,2017-10-10.

  [9]李安山:《中非合作的基础:民间交往的历史、成就与特点》,《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

  [10]John Kerry,Remarks at the Seventh Annual U.S.-China Consultation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CPE),June 6th and 7th in Beijing,China,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2016-u-s-china-people-people-exchange/

  [11]See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5334685.001.0001/acref-9780195334685-e-564,2017-10-10.

  [12]《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英文版),2015年12月7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5-12/07/content_37256882.htm

  [13]See 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Stories”,https://www.ptpi.org/About-Us/Stories-Submit-Your-Story/2015/Julius-Philippines,2017-10-05.

  [14]黄泓翔口述,单子轩文字记录《在非洲卧底象牙交易,这位中国小伙正在改变“中国人最坏”的偏见》,网易“百家人物”,2017年10月13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0LBPDNS05148UNS.html

  [15]黄泓翔口述,单子轩文字记录《在非洲卧底象牙交易,这位中国小伙正在改变“中国人最坏”的偏见》,网易“百家人物”,2017年10月13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0LBPDNS05148UNS.html

  [16]国家美国和平队官网,https://www.peacecorps.gov,2017年10月26日。

  [17]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新华社2013年10月3日电,http://www.xinhuanet.com/world/xjpynghyj/

  [18]王宪鹏:《中国与东南亚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11冬季号。

  [19]Hillary Rodham Clinton,“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Redefining American Diplomacyand Development”,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0.

  [20]See“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Jakarta:ASEAN Secretariat,June 2009,http://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archive/5187-19.pdf


2018年0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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