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杰：梁晓声辣评“人世间”

　　梁晓声在发布会上辣评时事

　　“凭什么那些演垃圾戏的演员，酬金拿那么多?投那么多钱，除了将影视剧镀了一层景泰蓝，没有任何养分，这对受众是一种羞辱，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作家梁晓声在前日下午的最新长篇力作《人世间》的有声版首播仪式上，痛批影视行业乱象。

　　谈创作

　　关注普通草根阶层

　　赋予主人公向善的力量

　　法制晚报(以下简称“法晚”)：你最新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人世间》在塑造主人公时融入了哪些思想和手法?

　　梁晓声：这部《人世间》全书分三册，共120万字，故事错综复杂、人物众多、脉络交织。我从有创作的想法开始，一直到创作结束，整整花了三年时间。 这部书在结尾的时候，主人公退休了，工资不高，医保也不高。通过动迁，住上了相对好的房子。对此，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贵人相助，没有较高的学历，他们可能依然是普通人，这就是时代发展的一种规律。关注普通草根阶层的人生，这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它可能会引导精英们做什么，但同时最终关心的是社会底层。

　　我在这部书中的主人公周秉昆身上有这样一种变化，他原来是一个自然人，是男性，健康、年轻、有工作，有时会和朋友们小聚一下，喝两杯小酒。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放眼望去，今天有很多这样的自然人士，包括打工青年。但是周秉昆不仅是在打工，他受哥哥姐姐、姐夫们的影响，接触了一些书籍，让他对人生多了一些情感。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抱团取暖，首先有一个人，他身上有超乎别人的温度，然后大家聚向他;如果连这样一个人都没有，那么抱团取暖就无法形成。

　　对此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改变社会，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但是一个小单位，有那么一个有温度的人，大家都会愿意和他在一起，有困难都会跟他倾诉，那么即便他没有主意，他的几句话都会安慰我们。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朋友多起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好内斗，似乎要把别人挤下去，推倒后再用脚踩踏，鲁迅等文坛大家都非常反对这种做法的。所以我在想，真正好的一个社会，人们是向善、向好的行为，我将这一点也体现在主人公周秉昆身上。

　　法晚：你怎样看待人物传记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

　　梁晓声：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文学，是虚构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美一些国家的作家将目光转向人物传记，包括里根传、布什传、克林顿传，几乎后来美国每出一个总统，就会有相应的人物传记，另外，也有为科学家、哲学家、富商大亨及普通人写人物传记的，还有地球简史、人类简史等，这些纪实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人物的成长历程，包括与书籍的关系。

　　在哲学里，文学能使一个道理变得深入人心，比如说，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背上一百遍，还是一句话。但有个故事讲到，有个孩子在海边看到一条小黄鱼，捡起来扔进海里，又看到一条后扔进海里。大人说你救不过来的，这是自然规律，但是那孩子却说，对于这条小鱼的生命很重要，如果它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十年以后是一条大鱼，这就是文学故事带给我们的道理。

　　论青年

　　薪资差距无法用言语安慰

　　唯金钱论人生一定是向下的

　　法晚：你此前创作的知青文学讲述我父母那一辈人的遭遇及艰苦奋斗的故事，你如何看待当代青年的际遇，身边有混得好的同学成了企业高管，年薪百万元，也有朋友成了房奴、孩奴，为了还款没白没黑地辛苦工作着，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社会整体的风气，逼得你不得不为孩子的教育付出很昂贵的成本，这种当代青年身上的各种焦虑有无能否通过文学得到慰藉?有无进入你的创作视野?

　　梁晓声：这有些是言语无法安慰的，突然你的同学明天成了高管，他年薪百万，甚至几百万;而你哪怕做到中层干部，每个月只是3万元，你朝他们身上看，你会很痛苦。亲爱的同志们，这种痛苦没有人能安慰得了你，只有你自己想得开;若要跟他人比高低，那我也想不开，凭什么我写得这么好，问你们(读者)读过没有，你们却说没读过。凭什么写垃圾书的人，挣那么多钱，又凭什么那些演垃圾戏的演员，酬金拿那么多?

　　就房子这事，我从1976年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住的那个宿舍楼只有11.7平方米，一直住到1989年我被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这样搬了一次家，无非就是从楼的这边，搬到那一边，由11.7平方米变为13.7平方米，就这样增加了两平方米，一直住到2002年。要知道，我们住的这个宿舍楼，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搬进这楼房里的老同志，大家的居住环境都差不多。中国的商品楼房也是在那个基础上产生起来的，我想现在世界上真的可能还没有一个国家，年轻人一旦毕业了，工作了，领结婚证的同时，就能分配到一套房子。

　　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他对社会现实批判的很着力，他感觉到了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感觉到一些压力。放在我身上，我也是这种感觉，我有时候在想，人活着有兴趣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中国人只剩下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钱的话，那么我们14亿人的绝大多数的那种痛苦，谁都安慰不了。当我真的把人的生命和时代与社会的关系结合起来看，那么我不止这一点，我会看到，我挣3万元，还有那么多的人辛苦地工作，只挣到3000元，甚至还不到，我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会把兴趣转移一下，去干一些自己觉得对社会或他人有好处的事情，也对自己的身心有好处的事，这样就会心情顺畅一些。

　　另外我看动物世界，我就在想，人和动物究竟有啥区别?区别就在于动物为了活着而一定要捕食，来满足胃肠的活动，除了这个关系之外，没有别的。我们人类除了这个，则还有别的，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相信除了金钱以外的另外一些事情，如果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会变成动物世界里的狮子，它除了捕食喂饱肚子，没有别的事情了。

　　所以这样一想，唯金钱论是一个向下的问题，不是一个向上的人生，连我小说的主人公周秉昆的境界都不如，也不如那个一心想去农村支教的女孩蔡晓光。在我看来，那种金钱至上的绝对不是人生向上的一个标准，如果是唯金钱是论，他一定是向下的，坠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议乱象

　　将影视剧搞成景泰蓝边包子

　　只为逗开心是对受众的羞辱

　　法晚：对于以范冰冰为代表的明星边享受着高价片酬、边偷税逃税的影视行业乱象，你怎么看?将来会否将这些乱象与不公体现在文学作品里?

　　梁晓声：对于影视界明星片酬过高的乱象，其实我以前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提到过，我还写过一篇名为《中国影视界那些事》的文章，收录在我的书里，其中就谈到了这一点。我在想，那么高的片酬，也没有拿出好的作品来。投了那么多的钱，将影视剧搞成景泰蓝边的包子，也不知这包子馅是否安全，就为了镀一层景泰蓝。换句话来说，这样就不难看，就是把人当动物逗你开心的，你们要的都在这里。其实我觉得有些题材、有些广告，对受众来说是一种羞辱，它传递出一种信息就是，你就等于这个样子，我了解你，我把你研究透了，你们不就要的这个都在这里面，把人的片酬抬得那么高，这也是中国文化非常悲哀的现象。

　　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我跟作家同行阎连科都非常关注，我们的作品里，也没有回避，在今天的情况下，尽量地把现实主义的触角再深入一些，而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很严肃很庄重地做这样一种尝试，没有人反对我们，是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理解的。

（来源：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