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斯克莱尔、罗德里克、中谷岩为例
内容提要: 全球化实际上指随着交往实践日益扩大,使得世界在生产、生活、消费、观念以及生态等领域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相互规约的历史进程,当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随着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文明冲突、政治动荡和生态恶化的加剧,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先天缺陷和后天弊端愈加暴露无遗。斯克莱尔、罗德里克、中谷岩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代表性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提出了各种替代方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博采东西方思想之长,提出构建以价值共同体、伙伴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党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痼疾,努力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关 键 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资本主义全球化/替代方案/中国倡议
标题注释: 本文系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号:15JDSZK01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17BKS035),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号:17MLA002)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号:2017ZDIXM1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①20世纪以来,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的同时,其负面溢出效应也开始展露无遗。随着金融危机、文明冲突、政治动荡和生态恶化的进一步加剧,批判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探寻解决逆全球化现象的方案,从而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基本共识。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日本学者中谷岩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代表,以其独特的地域经验和思想洞察力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诊断和剖析,从不同的视角提出替代方案,为正确认识逆全球化提供了思想镜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面对逆全球化的暗潮涌动,博采东西方思想之长,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展现变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努力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从而达到“驯服”全球化或者“正义的全球化”目的,让它更好惠及世界共同发展。
一、全球化的多重蕴意
“全球化”一词自1980年代末流行以来,人们对这一术语的界定各执一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立场的全球学者呈现了五花八门的概念。从世界共同体的立场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类基本的“全球化”含义。第一类概念把其视为国际化,认为人类社会在时空两个维度的频密联系,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发展状态。“全球化指的是社会交往的跨洲流动和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激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入。它指的是人类组织在规模上的变化或变革,这些组织把相距遥远的社会联结起来,并扩大了权力关系在世界各地区和各大洲的影响。”②第二类概念将其视为市场化,认为它是实行自由化、开放和国际整合的动态过程,主要体现在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即指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性增加,特别是指代以自由化和监管放松为表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③第三类用法把其定义为世界化,认为作为一种势如破竹的世界潮流,全球的各个角度都被波及,人类文明将被另类书写。全球化是“超地域关系的增强,是社会空间性质的重大改变,体现在地理与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及心理在宏观上的全球化”。④第四种定义把其等同为西方化,认为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广泛运用网络先进技术,金融资本在全球取得宰制地位后,在众多领域推行新帝国主义的全球化。⑤
不难看出,这些概念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注解大量当代历史现象。从历史与现实、全球和地域、现象和本质等角度看,全球化实际上指随着生产力的全球扩散和交往实践的日益扩大,使得世界各个区域在生产、生活、消费、观念以及生态等领域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相互规约的历史进程,当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这种全球化酿成的真实图景是:全球贸易导致的消费租值、政治争讼和分配失衡等危险性;金融崛起导致的剥削租值和风险社会的加剧;财产私有和自由市场使得消费需求和物质欲望沟壑难填;主权国家的民主空间与不断加深的无序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不平等的鸿沟;环境成为全球“公地悲剧”的诠释。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威廉姆斯的“华盛顿共识”曾喧嚣一时并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胜利。但自20世纪末以来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贸发会议、欧洲联盟高级峰会等众多全球性和地区性会议,都遭遇相当数量的抗议人群,甚至使某些会议被迫取消。据不完全统计,约75个国家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逐渐引向高潮。⑦从时空运行的轨迹上讲,“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⑧
由此,当前反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反对资本主义来宰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世界秩序,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通过国际经济组织来操控世界经济,无视各经济体的实际,通过独断专行的经济政策,加速各经济体的危机,破坏全球经济普惠共赢而形塑的资本逻辑。⑨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全球化是指反省在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中,流动的自由价值观对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规制,两极分化对传统化和现代化的规制,全球精英阶层对全球化未来的不确定规制。⑩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全球化在世界和地方的社会领域而塑造的霸权结构,在贸易扩张和市场管控领域占据的霸主地位,是新帝国主义的国际霸权、金融霸权和阶级霸权。(11)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全球化是指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不公、民主渗透、思想侵袭等霸权逻辑,努力建设求同存异、互学互鉴、共赢共荣的世界,把人类对于美好未来的愿景变为现实。
二、斯克莱尔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方案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
莱斯利·斯克莱尔作为1970年代以后英国新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在1990年就提出存在着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全球体系,其结构围绕跨国公司、跨国资本阶层和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而形成。他认为,到19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个支配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全球化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不是唯一可能的最终形式。由于阶级对立的持续性和生态恶化的不连续性,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全球化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将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形式。具体来说:
(一)全球化的行动主体无力化解人类的发展赤字。全球化作为跨越国家疆界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特定方式,是跨越国家疆界的具体制度背景下行动时所做的事情引起的效应,由一系列的跨国实践来塑造。全球化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笼统概念,但行动主体的跨国实践实施是具体的,表现为三大主体:经济实践的主体是跨国公司,政治实践的主体是跨国资本阶层,意识形态实践的主体是跨国文化。跨国公司通过操纵游戏规则,力求占领国际市场,谋取超额剩余价值。跨国资本阶层以满足欲望为诱饵,以权柄求得跨国公司支持,以不当方式实现公众媒介的蔓延,让跨国文化在全球肆虐。跨国文化通过跨国公司、跨国资本阶层的全球扩张而潜移墨化地控制世界。这样,在资本的宰制下,“跨国公司力图控制全球资本和物质资源,跨国资本阶层力图控制全球权力,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跨国性行为主体和机构力图控制思想领域。”(12)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出现了跨国公司的盲目扩张,导致由于他国竞争性行业的破产而造成大量职位的流失速度大大超过新供给的职位,加上资本原始国的职位流失,出现了双重性的全球失业,这种恶性轮回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不断加剧全球的两极分化。由于文化传播的资讯和公众媒介被跨国公司所俘获,潜移墨化的渗透仿佛囊中取物,盲目推崇不可持续、不顾生态灾难的生活方式变得不可避免。而跨国资本阶层一味追求额外剩余价值,必然藐视全球各地法律的一切底线,造成跨国实践肆意横行。正是因为跨国公司与跨国资本阶层沆瀣一气,任何生态保护举措在跨国资本面前一触即溃。生态的可持续性和全球阶层的分化这两大涉及人类永续发展的议题在跨国实践中一再肆虐。这样,资本主义全球化既无力解决阶级对立持续性的危机,也无法解决生态恶化连续性的危机,甚至使这两种情况更加恶化,这使得有必要考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
(二)社会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选择。作为一种新的跨国实践体系,社会主义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需要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痼疾。依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经济上的跨国实践,将不存在跨国性的资本利益集团,替而代之的是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利他主义的实践会更加普及和公正,这种方式将按照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人与生态和谐来运作。社会主义全球化意味着: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一部分,反之亦然。跨国实践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实践中的管理者将自主进行生产管理,纳入更大的经济/政治单元来进行民主决策。不同于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跨国资本阶层的资本逻辑,这种组织模式可以平衡个体利益、共同体利益和全球利益,达到最优化的管理绩效,同时可以实现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耦合,减少有可能由于缓冲差异招致的社会震荡。而社会主义独有的文化特质能够提供可操作的多样文化实践的便利空间,这种文化实践最主要的是主张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和生态的永续发展,鼓励作出真正的努力来满足世界上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并根据不同的能力、背景、偏好等禀赋来实现更加完美的生活。全球化从资本主义延展到社会主义存在一个过渡环节,这个阶段是实现人类进步事业的必要过程。在过渡阶段,意味着消除了人们的两大权力——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巨大差别。“资本主义让全球体系达到了对有些人来说物质极大丰富的程度,……而且仍未能把所有人的生活水准提高到令人满意的程度。”(13)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律令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逐渐地被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割裂开来。尽管在操作上社会主义全球化方案似乎具有很强的乌有之乡迷雾,但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几乎所有领域导致的灾难,尤其是日益加剧的全球两极分化和难以修复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不容小觑且须立即找出方案的重大课题。也就是说,通过成功的社会实践,将阶级两极分化和生态不可持续性与这个过渡阶段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主义的制度替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替代选择”,(14)不仅有着无限可能,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罗德里克的“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方案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
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早在1997年就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全球化蕴含着地域的多面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只能选择继续全球化,而根本无法扭转这一趋势。在现阶段,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偏好不同,路径依赖不同,对制度安排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模仿或复制欧洲和北美的模式,而是要寻找各国的最大公约数。具体来说:
(一)民主、国家和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复杂性博弈。全球经济的过度发展造成不平等加剧、波动增加、实体经济空间被挤压的政策困境,需要覆盖更广的社会服务设施及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规则来处理这些矛盾,经济自由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15)然而,过度崇尚贸易自由使社会不公愈加凸出,劳资矛盾日益加剧,贸易链条低端国的社会传统遭到破坏;过度鼓吹金融自由,将资金风险转嫁到抗风险弱的金融链条低端国,却难以兑现它的利益承诺。过度推行市场自由,很容易因为杠杆不受监管而导致整体性的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工厂还是跨部门,它们的差距往往要比发达经济体大得多。”(16)总体说来,全球化的发展存在着三大难题:政治民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平衡。如果想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就要放弃国家主权或民主政治;如果想进一步深化民主,就要在全球化和国家主权之间做出判断;如果希望国家更为自主,就要在深化民主和进一步全球化之间进行选择。由此面临着三种选择:可以选择限制政治民主,对全球经济不时带来的社会、经济冲击置之不理只求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可以选择限制全球化,希望在国内建立合法的民主制度;也可以选择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的民主全球化。但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最多只能在三者中取二。尽管金融自由和贸易自由的拓展迫切需要门户开放,然而使国家自主免遭侵蚀的民主制度,必然要求政府设置条件来管制金融自由和贸易自由。只有给民主国家更多自主权,才能有一个根基更为稳固、发展更加持续的全球经济。要克服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痼疾,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和政治民主。
(二)构建多元化国家集合体的全球治理体系。一个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所谓全球化的共识源于这样一个常见错误观点: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在向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努力的同时并不一定要放弃民主制度,而可以采取放弃国家主权、保留民主制度的另一条道路——“全球化治理”,只有一套全新的治理体系和全球意识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但对这一简单的道理缺乏全面的认识:全球市场影响的范围有多大程度要受到全球治理范围的限制。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密不可分,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延伸。正如斯密的精益资本主义演变成凯恩斯的混合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要演变成全球化的经济,必须涉及一个全球经济新秩序,为支持市场发展的上层建筑和市场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这样看来,全球化需要一种稳健的、能接续的新秩序——它既能维护全球性经济收益,又能维持以国家主权和多样性民主的全球性政治收益,必须遵循带有常识性的七条基本原则。第一,有效的治理体系。将政府和市场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将其延展和运用于世界市场。第二,国家自主的政治原则。通过民主增强政府的自主能力,提高全球化的合法性和绩效。第三,繁荣道路不止一条。必须认识到上层建筑多元性的必要性,这样这种试验和进化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不会被扼杀。第四,国家有权保护秩序。应该同意每个国家都有权保护它们的社会秩序、监管制度和政治基础等工具。第五,上层建筑不得移植。全球化不能将某些上层建筑标准强制他国执行,每个国家都有权保留它与众不同之处。第六,国际经济协定是交通规则“共识”。国际经济协定需要通过多边谈判达成并起到平衡作用,以透明度、问责制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流程形成的程序性保护措施,将提高它们民主商议的质量。第七,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秩序中,各类国家同样享受这些权利和特权。(17)
因此,我们不应把全球化看成一个单一体系,建立在单一的上层建筑或者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的基础上。而应接受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监管它们交往的应该是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合乎常理的国际规则。当代全球化的致命弱点是每个国家的政府,而市场却是全球性的市场,因此,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扁平的世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经济路径,可能的是“建立起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在这个环境下,各民主国家将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18)。也就说,目前还不存在一个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体方案,各个主权国家只有努力寻找全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其国家治理独立性的基础上,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弊端,推动自身实现繁荣发展。
四、中谷岩的“相互承认的全球化”方案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
中谷岩作为日本的政府智囊、商界精英和知名学者,原本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并且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引进到日本的首要人物,积极倡导和推进所谓激进“改革”。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的破产,他着力对过分信奉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市场至上主义的价值进行忏悔,提出资本主义全球化尽管能够带来世界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长,但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不是唯一值得效仿的模式,只有相互承认彼此的制度禀赋才能推动全球化发展。具体来说: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肆意扩张给世界带来巨大创伤。在日本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政策”的成功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想,撤销管制、一切经济活动均遵从市场机制的调整,将会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经济活动。人人都不依靠政府的介入和社会的善意,而根据责任自负进行竞争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这种自由的社会才能使人们幸福。然而,2008年以美国次债危机为引线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人们意识到这次金融风暴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律性调整的过程”,而是暴露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性缺陷。如果说得更严厉些,过去是苏联类型社会主义体制“自我崩溃”的话,现在则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自我崩溃了”(19)。
由于198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而开放的巨大市场,以及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资本主义扩展成为一头全球性的“怪兽”。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使得世界经济变得活跃起来,它对世界发展给予了巨大的刺激,将沉睡在世界各地的资源进行全球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这头怪兽造成的第一个创伤是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巨大不稳定。当市场景气高涨时,金融交易的市价就会不断上升,当景气低迷时,就很恐怖。一旦缺乏实体支撑的泡沫崩溃,就可能发展成金融恐慌。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实体经济具有的潜在暴力性,世界经济从根本上失去了稳定性。第二个创伤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由于全球化形成了占据信息优势的精英以及通过内幕交易对政治发挥影响的部分势力的差距扩大机制,以致资本家能够利用跨国公司优势,创造巨大的劳动力级差收益;同时能把筹措到的低利率资本投向高利率国家,世界上出现了一小撮超级富人和绝大多数贫穷者两极分化的结构。第三个创伤是地球环境遭到破坏。追求利益是全球化资本的最大使命,它们会尽可能地不支付环境成本。当资本主义还被封锁在一定地域内,对企业活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进行相应的限制或检测限制的效果还比较容易实行;在没有一种国际性的强制力限制的情况下,这头“怪兽”将会蜂拥而至到那些规则弱的地方,而不考虑地球环境的DNA。
(二)单边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必须被相互承认的全球治理所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广,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不安定因素,还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和传统社会价值观的颠覆,使社会差距扩大,地球环境遭到破坏,社会安全感开始崩溃。越是追求没有摩擦和规则的自由市场,短期内全球化经济看似越是活跃,实际上资本主义全球化就越发不稳定,它的副作用就越是增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放松对市场进行无止境的管制和对世界市场进行无节制的治理,虽然可能创造出不存在摩擦的统一市场,但必定会引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自我崩溃。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不是对全球化的单纯否定,而是告诉我们:一味要求撤废规则、一切遵从市场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何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探讨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成文前提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思想是否就是问题所在?换言之,要从根本上去思考:美国式新自由主义,进一步讲即近代西方思想到底错在哪里?应该如何修正?(20)
由此看来,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尽管其外表极其光鲜、极其民主,但应更加注意市场不可把握的部分、隐藏在民主外衣下面的部分,以及由市场导致的人们市场心理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质等。诚如马克思所已经论证的,“劳动商品化”和“契约自由化”概念下面埋藏着劳动被资本压榨的实质。必须改变“只要改革,世间就会变好”的天真想法,而去探索解决国家需对资本主义经济加以何种限制,要重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并为此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如何实行这些政策等。在民族主义驱动下的当今世界,由于不存在世界中央银行和强有力的世界政府等外部性条件,无法对跨越国境享受自由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加以必要的限制,而没有规则的自由则会造成无序。因此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单一的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转向多元化。不同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国家应该相互承认,保留各国固有的制度,承认彼此的差异,而不是一味地推进制度的统一、使之符合全球化标准。这种制度的多样性,可以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保存各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共同协商如何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加以控制,从而或多或少地减少资本逻辑带来的负面影响。(21)换句话说,全球治理要适应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尊重各个行为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制度,体现利益攸关方的共同价值,克服单边主义的霸权治理,通过多边主义来推动全球化实现健康发展。
五、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针对全球化如何来进行全球治理,资本主义中心区域有三种不同的治理主张,即自由主义的制度治理,世界主义的民主治理和现实主义的霸权治理。然而,制度治理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制度的改革呼声和浪潮中面临困境,民主治理由于全球治理中民主参与赤字而难以实施,霸权治理在霸权国与新兴崛起国权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情形下变得既不可能也不可行。(22)正如有识之士指认的,“全球治理的所有讨论都必须以理解国际社会的结构变动为出发点”。(23)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正面临深刻的变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和集体共识。因此,要“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24)。
因此,斯克莱尔、罗德里克、中谷岩三位学者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代表性学者,能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严厉抨击,力图提供更好的全球治理方案,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由于这些学者对全球化历史进程缺乏客观的辩证分析,尤其对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批判,就很难提出辩证科学的全球治理方案。尤其是在全球化“良治”层面,三位学者均带有消极悲观情绪,这是需要在批判中进一步发展的。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洞悉的:“如果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变革,任何对挑战全球化和两极分化的讨论都仍然形同虚设。”(25)
15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驱动带来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的交互作用,世界各地区间相互影响的范围愈是扩大,愈是生成了一个世界共同体。即“人类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在其中不是自我统治,而是受我们的创造物——全球经济所统治。”(26)在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等力量推动下,全球正被形塑为一个共享的网络空间,“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7)当前,全球化作为一个矛盾的不平衡过程,既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和不平等结构,也在不断滋生新的控制关系和发展间距,特别是“在减少贫困和改善全球半数居民恶劣的生活条件并无多大的建树”(28)。2008年以来人类共同挑战的滋长和蔓延,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缺陷和弊端,凸显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和必然,因为“全球化进程不是某种为资本主义或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系统逻辑所驱动、征服一切且产生同质作用的单一力量”(29)。始终把增进人类福祉作为自身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推动全球化“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30)这既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发展。
2012年以来,习近平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基本原则、变革重点、政治引领等贡献实现全球化“良治”的中国倡议。第一,全球治理需要形塑价值共同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已经成为一个相互守望、互学互鉴的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须在文化上具有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31)只有形成人类的共同价值,才能共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挑战。第二,全球治理需要形塑伙伴共同体。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32)。21世纪以来,一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政治版图。因此,只有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和代表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才能有效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治理赤字。第三,全球治理需要形塑责任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世界各国要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把能做的事情、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事情先做起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共同建设开放世界;要高举发展旗帜,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共同勾画发展愿景;要加大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协调沟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要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沟通,共同深化伙伴关系,(33)从而促进全球治理的合作多赢。第四,全球治理需要形塑利益共同体。2013年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34)形成横跨世界五大洲、涵盖超过50亿人口的环球网络。“一带一路”由发展中国家自身主导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而扭转全球化进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第五,全球治理需要形塑政党共同体。全球范围内的各类政党“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35)。全球各个政党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和重要力量,对全球治理起到重要的政治引领作用,要做好伙伴关系的推动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促进者,文明互鉴的践行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这为增进全球治理的代表性、有效性注入了新的力量,必将推动全球化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阶段方向发展。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
②[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陈志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③[日]鹤田满彦:《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日本经济》,张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④[英]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王艳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⑤李慎明:《另一种全球化的替代: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展望》,《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⑥[美]米格尔·森特诺、[美]约瑟夫·科恩:《全球资本主义》,郑方、徐菲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⑦刘颖:《新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6-101页。
⑧刘金源等:《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⑨[美]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全球资本及其反对者》,孙德刚译,《控诉帝国: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4-278页。
⑩[英]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页。
(11)[英]安德鲁·莱特:《全球化及其城市环境主义的诉求》,肖维青译,《控诉帝国: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2-407页。
(12)(13)(14)[英]莱斯利·斯克莱尔:《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36、386、387页。
(15)[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熊贤量、何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16)Dani Rodrik,“Globalization,Structural Change,and Productivity Growth,with an Update on Africa”,World Development,Vol 63,2014(11).
(17)(18)[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0-207、234页。
(19)(20)(21)[日]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郑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133、235-237页。
(22)[意]富里奥·塞鲁蒂等:《全球治理:挑战与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23)[英]戴维·赫尔德等:《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页。
(24)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6月29日。
(25)[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26)[美]彼得·辛格:《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应奇、杨立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27)(30)(31)(32)(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1、478、522、41、507-508页。
(28)[英]罗宾·科恩、[英]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28页。
(29)[澳]罗·霍尔顿:《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倪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33)习近平:《坚定信心共谋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7日。
(35)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