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可国：作别“互害”循环的怪圈

　　互害简单地来说就是互相伤害，它既可能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既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既可以是政治互害、经济互害，也可以是身心互害、道德互害、精神互害，不一而足。互害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人共同面临的普遍性生存境遇，而当代中国社会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互害”循环的怪圈，构成了众多互害链条和互害模式，从药酒到天价抗癌药、伪劣疫苗事件，互害似乎已经成为人人难以逃脱于其中的宿命。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互害的生成原因复杂多样，诸如市场经济不完善、个人主义膨胀、私欲横行、道德沦丧、契约精神缺乏、法律意识淡漠等都不失为互害滋生的病因。在我看来，“互害”循环的怪圈是可以也应该被打破的。

　　从零和游戏到竞争合作

　　不论是动物界还是人类界，都面临生存竞争的压力。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竞争经济，市场把竞争推向极致。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因竞争而产生互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人奉行丛林法则，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认定人与人之间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因而从“自私的基因”出发，围绕职位、职称、声望、财物以及其他利益、资源展开各种各样的竞争，有的人甚至会采取非正常手段，肆意去诋毁他人，给人穿小鞋、使绊子、拆台子，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殊不知，这样做的时候必定使自己陷入互害的泥坑之中。因为，他伤害的对方或是由于道德境界不高，或是由于人类普遍具有的报复心，也会反过来忌恨、攻击、伤害他，这样的现象可谓常态。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冤冤相报、彼此为害的恶性循环。

　　市场经济应当遵循的法则本来是互惠互利，可是市场却充满着残酷无情的竞争。某些市场主体纯粹从“经济人”的本性出发，出于暴富心理、侥幸心理、一锤子买卖心理等短视利己主义生存战略，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不是靠质优价廉、货真价实的产品和服务去征服对手和客户，而是靠窃取专利、散布谣言、压抬价格等不正当手段试图挤垮同行，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假冒伪劣产品去赚取顾客的金钱，从而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造成损害。每个社会主体都是普遍联系的社会有机系统上的一环，当有更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都力图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从而损害他者的利益时，既不能自利也不能利人，既害人又害己。

　　作为一种社会激励机制，竞争可以激发主体多方面才能的充分释放，激发人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激发人争优创先;作为一种适应社会的进化原则，竞争可以使个人和整个社会保持生机和活力;抑止竞争，必定限制个人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限制个性的成长，限制进取精神的培育，阻遏社会活力的生发，从而导致懒惰，导致人格的自我萎缩，并最终导致社会行为效率低下，因此必须提倡竞争、赞许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向繁荣兴盛，就在于引入了竞争机制。然而，竞争具有十分复杂的方面、属性和形式：既有正当的竞争，也有不正当的竞争;既有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竞争，也有你死我活、此消彼长、优胜劣汰的竞争;既有完全的竞争，也有不完全的竞争;既有个人之间的竞争，也有群体之间的竞争，等等。竞争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一方的获取与另一方的失去，如果处理不当，由于它直接牵涉到参与者的切身利益，因而极容易产生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违法犯纪等恶劣后果，以致酿成互相伤害。

　　消解因竞争而出现的互害链条，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竞争合作的理念。社会并非像霍布斯认为的那样是“人对人就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也不是像萨特认定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只能是主奴关系彼此对立。主体之间固然存在冲突的一面，也存在合作的一面，竞争可以是实现双赢、多赢的非零和博弈。为了抑制互害的发生，在鼓励良性竞争、公平竞争、合理竞争的同时，应当建立一种促进人与人之间同情、融洽、帮助、合作、友爱、互惠等的竞合机制。同时应当意识到，善恶有报，害人必害己;要想自己不倒霉，那就尽量不要让别人倒霉;如果希望身边都是好人，那自己首先要做个好人;投放异烟肼毒杀犬类的以暴制暴方式，带来的必定是无节制的循环报复;利己不必害人，成己也可以成人。[1]据此，假如每个人都发挥正能量，按照儒家的成人成己说，铲除现实中存在的互害的不良现象，避免恶性竞争，那么完全可以像列宁所期待的那样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达到相互成就、相互成功的“双成”效果。

　　从实用理性到道德理性

　　解除“互害”循环的怪圈，应当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值得今天借鉴吸收的精华，锻造了优秀的国民品格，但是，不能否认它也包裹着一些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消极因素。王润生在《我们性格中的悲剧》一书中分析了历史上中国社会文化中存在的欺瞒症、近视症、非我症、不合作症、良知麻痹症、守旧症和依赖症等悲剧性格。[2]虽然他有过分夸大中国文化劣质性的嫌疑，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引发当今中国社会互害的文化基因和人格特质。

　　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建立在宗法社会和熟人社会基础上，它所倡导的仁礼文化、人情文化注重讲亲情、讲差等之爱，虽然这些特殊化的文化已经不适应追求普遍化的陌生人社会，但由于历史的惯习被带入现代社会，使得一些不法商人制造的农药、蔬菜、奶制品等假冒伪劣产品自家不用而卖给别人用，从而危害他人和社会。

　　尤其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发展出注重“不离人伦日用”，凸显“实理”“实心”“实言”“实行”，强调“实地用功”“切实用力”“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实用理性，明清时期涌现出一股实学思潮，以至于当代学者李泽厚认为中国实用理性发达。[3]儒家思想虽然提出了道德理想主义，但也不乏对功利妥协的价值倾向，以至于肖群忠甚或认为儒家伦理表达了某种道德功利主义。[4]由于长期的熏陶、积淀，实用理性精神内化到了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中国人崇实黜虚的实用理性品格：中国人定时祭祀是为了禳除阴阳天害、保佑平安;拜祭神仙也是为了多子多福、升官发财，从而使中国人本来就淡薄的宗教意识打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中国人较为世故、讲究实效，以至于中国人实际奉行的是实利主义，也有人认为当前中国人实际遵循的是合理功利主义。

　　在我看来，正确理解的实用理性诚然有助于培植互惠互利主义道德，也有助于孕育积极个人主义，但是应当认识到，实用理性也好，合理功利主义也好，毕竟停留在行为的正当层次，没有上升到应当的道德层次，只是一种实用工具理性而不是道德价值理性。而且，实用理性过于发达，实践上如果把握不好，会成为滋生急功近利、追求实惠、讲究功利的土壤，并进一步演变成为助长损人利己、互害互伤之风的温床。传统的“以善伤真”“以利伤真”文化一旦与实用文化汇合起来，就会导致为制售劣质产品的所谓能人、名人提供保护伞;以看别人眼色的外在耻感文化假如失去了社会监督并同实用理性结合起来，就会使一些人在陌生人社会不惜牺牲他人利益发家致富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构建协调、友善、向上向善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体间性，完善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不仅要注重法治的他律硬性调控，也要致力于道德的自律软性约束。运用道德价值理性可从两个方面消除互害模式：一是用道德调节市场经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够完善，市场经济和社会道德之间也并非绝对互相排斥，因而虽不能强求对所有市场经济行为进行一元化的道德约束，但也要进行内在划界，适当加以干预。[5]市场经济领域里的“看不见的手”必须依靠道德这只无形的手来抓，假如道德缺位，就无异于放任经济互害现象的蔓延。二是激发人的道德良心。孟子认为人天生具备良知良能，王守仁强调人要“致良知”。可是，在世俗化、大众化、市场化、功利化的社会转型冲击下，一些人陷入道德危机、良知麻木的境况中，受到“厚黑学”的侵蚀，不愿意也不去生产“良心药”“良心菜”，甚至滋生了相互攻击、相互埋怨、相互敌视、相互憎恨、相互疏远、相互反感的互害生态。为此，要解决由道德困境、“公德洼地”造成的“易粪相食”的互害难题，就必须强化存养工夫和道德教化，展开一系列人心修复活动，利用道德良心去约束互害行为的发生，为建立一种互助、互利、互生、互济的社会生态奠定道德根基。

　　从信仰孱弱到权威重建

　　当代中国信仰呈现三大态势：一是信仰孱弱化。多数人缺乏一贯的、坚定的人生信仰。二是信仰多元化。整个国家存在多种多样的信仰类型。三是信仰功利化。部分人的信仰不是很高尚而是世俗化、低端化，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较为盛行。信仰与权威息息相关，无权威就无信仰的对象。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信仰虚无主义，恰好是因为丧失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为某一社会群体提供信仰和价值规范并使该社会群体信从和遵循的人物)的强力支撑。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上帝是人间道德外在超越的价值之源，由它来行使道德权威的职责;一旦上帝遭到怀疑和否弃，就会像存在主义者萨特所说，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当前，中国社会上出现因道德麻木、良知丧失引发的互害怪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儒家伦理系统为主干的传统道德权威受到怀疑乃至否定，又缺乏西方宗教伦理所宣传的上帝权威支持，而新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道德权威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正是由于道德权威的缺失，使得道德观念出现混乱与冲突、比较普遍的道德约束力弱化、社会行为片面功利化和非道德化。这就导致一些人无所顾忌、无所敬畏，导致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等丑恶现象屡见不鲜，导致一些人醉心于算计功利的大小、金钱的多少而对于不义之行、非道德行为麻木不仁，导致崇高与神圣的东西遭到排斥，从而使得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既损人又损己、既害人又被害的行为失去有效的权威监督和制约。

　　“互害”怪圈的化解之道，有赖于三种重建：

　　一是重建权威。打破潜规则，树立法律权威;加强社会治理和民主建设，创建清明的政治权威。特别是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确立新的道德权威，树立人对道德法则、道德戒律和道德典范的认同感，以此培养人的道德自律感和慎独精神，培育中国人对天理之敬、圣贤之敬、他人之敬、生命之敬、法律之敬等层面的敬畏之心，促使既害人又害己的行为有所收敛，变“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恶性循环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性循环。

　　二是重建信念。作别“互害”循环的怪圈，遏制底层互害，靠法制，靠诚信，靠契约，也要靠信念，以保证人性有基本的、坚定的精神支撑。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互害链条中的一环，要保证你我行为的良善，实现互惠共济、互助共生、命运共担，既需要自我具备利他主义的个体化信念，也需要兼顾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共同信念。为此，应寻找体现全体人民幸福指数的“最大公约数”、彰显真善美利价值的共同价值观、共同理想和共同信念，并依此去化导人心、整合人心，使人有着对普遍而崇高的终极价值的委身，使其行为有着协调一致、成人成己、与人为善的共同遵循。

　　三是重建精神。追根溯源，互害是精神危机带来的症候，实质上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病”。假如一个人具有“高大上”的精神，就不会将其他人视为外在的、非我的“他者”，而是看成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利益相关方，并给予关爱、同情、帮助。消除人人追求自保式地害人最终害到自己的“互害”循环怪圈，就必须用优秀的、健康的、引人向上向善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进行补钙，重构人的精神家园。针对人文精神失落、相对主义盛行、信仰孱弱、道德权威崩解等症状，应汲取儒家精神性人文主义的有益养分，重振中国人文精神，为避免人同时成为施害者和受害者构筑坚实的精神堤坝。

　　参考文献：

　　[1] 涂可国.儒家成己成人说新解.甘肃社会科学,2018(3) .

　　[2] 王润生.我们性格中的悲剧.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3]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5.

　　[4] 肖群忠.论“道德功利主义”：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的内在运行机制.丁冠之等.儒家道德的重建.济南：齐鲁书社，2001.

　　[5] 涂可国.论市场经济与社会道德的内在划界.探索与争鸣，2006(1).

　(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