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文学创作界和文学研究界所边缘化的一个领域,而这个文学的“富矿”被冷落,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巨大损失。面对这样的窘境,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我以为,只有首先让文学研究者高度重视起来,指出其文学史的意义和审美意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领域的难题。所以,我要在这里疾呼:请不要忽略中国文学最具表现力的文学场域——在两万两千公里的边疆区域内,“边地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长的空间,它将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沃土,也将成为中国文学与现代文明拉开距离的最佳视点,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高峰。


  所谓“边地”,乃边疆之谓也,“边地文化”便隐含着以下几层意涵。首先,它隐含的是国家地理的内涵,在与他国接壤的土地上所产生的文化和文学,必然会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冲突,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还是国别疆土上的分歧,都会对文化和文学带来差异性,造成与内陆文化和文学的落差,这也正是文学创作最有“异域情调”的富矿所在。其次,它隐含着的是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元素,这种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也包括宗教文化的差异性效应,都是在多个民族文化的“差序格局”之中各自形成了多圈的涟漪效应,这些层层叠叠涟漪交合,恰恰又是文学最好的审美场域和描写对象,这也是迥异于内陆文学题材和审美异趣之处。缘于此,只要有比较文化审美视野的作家是一定会将之作为至宝一样收纳其创作宝库的。再者,其独特的文明语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的创作素材,如果抛开人类文明进程的价值优劣的进化论观念,单单从文明的形态给予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来看,窃以为,那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给文学审美带来的吸引力则更加巨大和惊艳,因为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是建立在“生活在别处”的,异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是吸引全世界只要有“求异审美”眼光游历者的文学风景线。鉴于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文化和文学意味的选题,但是如何做好这个大题目,却是中国新文学百年来最大的困惑和难题,金春平始终想动这块文学边缘的奶酪,最终还是吞下了,至于消化得如何,还是大有说法的。


  《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一书,截取的时间和空间就决定了它的涵盖面。从1976年至2018年,这42年间所发生的“边地文化”冲突给文学带来了无限的再现和表现空间,我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有无达到一个空前发掘富矿,使之繁荣的境界,我们的文学研究有无达到认知富矿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使之成为一个有较高显示度的研究领域,都是有待于解决的难题。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边地文学”和“西部文学”,我以为是十分欠缺的,金春平的这种系统性的研究作为一种门类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论者生活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他无法把中国广阔无垠的边疆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故而只能选择“西部”这个地理空间来分析其42年来的得与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金春平的终极目的是:“以边地文化为研究视角,力图从地域自然、宗教文化、苦难生存、现代性焦虑等方面,探讨西部作家对边地文化因素的不同叙事策略,以及这种地域文化的文学书写在新时期以来所呈现出的文学史价值。西部小说的地域特色包含了稳定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地域自然是构成西部小说的背景空间,且在西部小说中具有隐喻化和象征化的叙事主体角色功能、浪漫型自然所隐喻的人格特征、对立型自然所隐喻的人的本质力量、动物形象所隐喻的人性与生命内涵,以及西部生态理念的生成形塑,都体现出西部小说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先锋性和人类性的普世化思想美学构建。宗教文化之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美学符号和审美意象所构筑的审美空间的艺术拓展,还在于宗教文化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宗教思维赋予西部小说以内在性的指向哲思。这都是西部小说的民族性独异于非宗教小说的重要文化表征。西部小说的苦难体验主题,由于西部边地与中东部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差序性而显得异常沉重和普遍,苦难从日常生活、历史记忆和文化生存等方面构成了西部民众的外迫性力量,而超脱苦难境遇的生存姿态以及在消解中所形成的集体民族性格,也构成西部小说拯救苦难的文化理念模式。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部边地进入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明同时演绎的历史境遇,面对这一时代性难题,西部作家集体性陷入了对现代性认知的悖论当中,这种焦虑不仅体现为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分化,表现在对乡村、都市以及乡村都市化和都市返乡化的不同价值判断上,还包括民族作家对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的生存体验差异,造成西部小说本土化叙事的集体困境。论著以中国文学主潮流为评价坐标,总结和反思着西部小说在曲折演进中所呈现出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启示,包括时代喧嚣中的本土地域坚守、暧昧语境中的艺术立场坚守、消费漩涡中的人性价值坚守、文明等级中的文学民主坚守。”


  显然,作者的内在逻辑是十分清楚的,这四个向度钩织成5章19节的结构篇章就很能说明作者的意图,有些章节阐释分析得十分精彩,是许多“边地文化”的“他者”所没有的文化审美体验的呈现与阐释。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文化悖论和难题,这就是“文明等级中的民主”问题。


  毋庸置疑,人类“文明等级”的落差造就了我们当下的“现代人”和“后现代人”看待“次文明”或“低等级文明”的异样眼光,作为一个非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的文学家是否能够采取另一种眼光去平等地审视你所见到的“文明风景线”呢?这就是审美的、人性的、和历史的眼光!在这里,我们需要用更多的非意识形态的理念去观察审美对象,越是异域风情的图景越是艺术世界的,更是世界艺术的。其它的一切内涵都是“次生等级”内涵的表达。如果我们的作家和研究者都是这样去看待和开发“边地文学”和“西部文学”,也许那就是“边地文学”繁荣昌盛到来之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9年0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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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边地文化”与“文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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