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数字人文与技术让渡
内容提要：在信息时代，数字人文成为学术界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面对海量的网络(数字)写作，每个学者都会有些压迫感或“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焦虑与惶恐。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对浩如烟海的网络(数字)文学进行学理耙梳和恰当评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非哪一个体可以一网打尽。它必得仰仗众多学人的参与。故此，笔者忝列其中，就数字时代的文学传统与技术让渡提出一得之见，是为抛砖引玉。
关键词：数字技术 网络文学 网格化 扁平化 资本 让渡
作者简介：陈众议，博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班牙语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作为读书人，我们天天都在同词语打交道;因此，慢慢地也就在倏忽时光和倥偬日常中养成了对字词的些许敏感与敬畏。不用大数据统计，我们也知道2020年度的全球高频词汇一定是“新冠肺炎”，以及与此相关的“口罩”“隔离”“疫苗”“甩锅”或“群体免疫”等。正是鉴于尚未有谁进行大数据统计，且先说2019年底《中国新闻网》发布的有关国家的年度最高词频。据计，2019年我国有关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为：“文明互鉴”“块链”“硬核”，等等。“文明互鉴”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有关主旨会议关联，而“块链”则显然是大湾区建设等重要政策性制导的结果。至于“硬核”这类过去很少见到的新新名词(或动词)又明显指向美国霸凌主义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我鼓呼。与此同时，美国的高频率词汇居然是“存在”，它指向各种自身麻烦和国际问题，似乎兀自让人回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并为新冠时期的美国埋下了伏笔。英国的高频率词汇据称是“气候”和“罢工”，二者相连便成了“气候罢工”，用我们的俗话说是“老天爷睡着了”。澳大利亚的高热度词汇却是指向网络暴力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信息时代，在大数据面前，词汇更加有可能成为武器或者盾牌。而今天我们则是用批判的武器来进行武器的批判。由此推演，我想2019年日本的关键词很有可能是人类过于让渡技术的后果之一：人造太太。
回到我国的关键词，除了上述，也可能还有“逆反”“逆袭”，等等。它们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名词(或动词)，但它们又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相当漫长一个时期的高频词。笔者之所以在没有大数据支撑的条件下贸然定性定量，完全是出于对大批课外培训机构的长时段关注。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到校内放羊、校外厮杀，白加黑、五加二、寒暑假遍地开花的各种课外辅导、野蛮竞争，便不能不替孩子们(自然还有亿万家长)出一身冷汗。尤其是由于新冠肺炎的肆虐，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死灰复燃，藉便捷的共时性网络平台一机在手，掌控所有(孩子)。于是，我等唏嘘之余，免不得吁请国家逐年增加着经费支持的公立学校能够早日“逆袭”，让孩子们回归正常的课堂、正常的教学;另一方面，也希望不断被揠苗助长所摧残的孩子及其家长们对无厘头式的知识漫灌多一分说不的“逆反”。
说到“逆反”，它在我这代人的词典里是阙如的。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国门洞开并一头扎进了外国文学的汪洋大海，我才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这个词汇、这种概念或相关情状人等。它从美国式“垮掉的一代”到几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嬉皮士文化”，并不断开枝散叶，繁衍、翻新出名目繁多的主义，直至互联网旁逸斜出，让全球化在现实和虚拟两大空间产生量子纠缠并催生网络文学这种万花筒似的“网格化”文明。
一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杜国平先生推出了他的《不协调信息的推理机制研究》。该著对大数据时代纷繁信息的弗协调(也即矛盾、分散和对立)提出了改良方案：达到信息协调的转换形式逻辑。老实说，传统的司各脱法则和弗协调逻辑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说，矛盾是绝对的，且目下人类共同体理念与霸凌主义、单边主义的对立便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这不能否定理想主义存在的理由。诺贝尔遗愿谓“奖掖本年度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尽管其身后事实并不尽然。虽则他对文学的期许如斯，而且这也是古来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作为当今世界“四大文化奇观”之一的中国网络文学，正以海量的数据颠覆着人们的认知。2011年以降，其年产量越来越成为天文数字：仅长篇小说就达数百万部。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谁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谁都不能一览众山小的“网格化”“扁平化”时代。
先说“网格化”写作(在此同数字文学、网络文学)，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块，尽管它明显具有模块化、程序化取向，并呈多元、多维发散之势。
首先，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网络文学所改变的自然不仅仅是传播和阅读方式，譬如文学从口传到书写;模块化、程序化显然残酷切割了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这充分体现于类型化表征：如玄幻、奇幻、武侠、仙侠、灵异、科幻、侦探、悬疑、穿越、言情、都市、职场、历史、军事，乃至耽美、百合，等等，等等。
其次是与之匹配的平台——各色网站应运而生(或者反之)。于是，“榕树下”等轰动一时的大型网络文学网站被分割成令人瞠目结舌的无数“格”。人们耳熟能详的至少有：“起点中文”“西祠胡同”“清韵书院”“幻剑书盟”“新浪读书”“连城读书”“潇湘书院”“逐浪小说”“原文小说”“爬爬书库”“龙的天空”“碧海银沙”“八路中文”“小说阅读”“红袖添香”“烟雨红尘”“水木清华”“万壑松风”“快眼看书”“玄幻书殿”“异侠玄幻”“天下书盟”“凤鸣轩”“四月天”“言情吧”“君子堂”“晋江”“铁血”“17k”“Sodu”“翠微居”“西陆”“飞库”“来书”“逐浪”“幻世”，等等。这还不包括大量更加小众的网站，也不包括主打诗歌、散文、影视故事、儿童文学等方面的网站和作为“第五媒介”(即微信、微博)的微创作。
再次，一如过去所谓的“内容决定形式”，相应的旨趣或主题、题材必然成为类型文学的润滑剂和定格尺。同样，受众群体，尤其是粉丝(拥趸)的参与和助推又无疑成为类型“格化”或谓固化的重要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由此导致的创作机理的演化使文学的个性化或个人化创造回到了众声喧哗的“新口传时代”。当然，这个“新口传时代”是要加引号的，至少在当下;但我相信真正的新口传时代很快就会来临：多声部合唱共构。此其一。其二是多媒体融合所导致的图文化和影像化倾向也早已露出端倪。从卡梅隆到王家卫，不少电影都是边写边导边改边演，分镜头剧本常常只是个楔子。从剧本、演出到剪辑，集体创作的权重越来越大。电视剧也是如此，先有剧，后有本的情况在胶片时代终结、数字时代来临之后，已非罕事。至于高智能时代人机一体，智能人越过目下的“二次元”而直接生成“三次元”已完全没有悬念。但这必定是导致人类“降格”的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未来目标;并且，它并不遥远。
二
但无论如何，网络文学终究还是文学，数字人文终究还是人文。譬如我国古代对文的界定，我们不妨视网络文学为广义的文学;又譬如未来很难再有古来西方相对“单向度”的文学流派：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等，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然是广义的流派。而文学这个偏正结构中的学，同样可以由机器人或智能人“代劳”。既然谷歌“阿尔法狗”(AlphaGo)可以战胜围棋顶级高手、微软小冰可以作诗撰文歌之蹈之，那么由它们(或他们)来代写博士论文(或各色八股)也完全可以想见。何况我们的一些形式主义篇章正越来越模块化、程序化，越来越“网格化”(圈子化)，越来越脱离本该是主要受众的作家和读者及其重要关切，却美其名曰“标准化”“国际化”。
笔者一度十分关注网络文学，尤其是国内弥盖般风起云涌的网络小说，如南派三叔(浙江老乡徐磊)、唐家三少(北京作家张威)等拥有兆级粉丝的网络作家作品;并关注过兄弟机构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北京大学的有关研究，震撼之余，也便逐渐有了一点心得。
首先，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呈宇宙膨胀之势，并黑洞化吸般吞噬人们的时空。用詹姆逊的话说，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正日益成为一个信息“传播概念”。用媒介学家麦克卢汉的话说，则几乎是媒介之外，一切皆无。但媒介、信息(二者相辅相成)，或者网站和写手，它们(他们)的背后并非没有推手或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般的内核。而这个推手、这个内核也许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及其剩余价值。盖因无论网站还是写手或粉丝，在资本面前只不过是木偶般的道具。当然，出于“和而不同”或貌合神离、神合貌离的利益诉求，网站、写手和万千粉丝既可以是共同体，也可以产生使之歧出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但前提依然主要是资本的需要，尽管表象常常使人目眩：譬如粉丝的疯狂、写手的收益、网站的红火或者“一言不合”，各奔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用新世纪以来网络小说如何被“网格化”(在此也即类型化)来佐证。既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审美旨趣，那么就分而治之吧，一如一个“学而思”被拆解成一批课外培训机构，只要市场需要，只要资本锤实、利润可期!在网络文学领域，这早已由“17k”的超级写手买断措施和“起点中文”的千人培训计划等五花八门的技术让渡加以验证。当然，网站和写手之间的雇佣关系十分复杂，它因时因人而异，非三言两语可以廓清。
其次，只要是人为之事，终究有律可循，无论出于利益，还是理想或者其他原因。上述网站和类型书写之间或继续分化，或不断融合，但目的或取向大抵只有一个：吸引更多的粉丝，获取更多利润(这自然包括其连带效应，如纸质出版、影视制作等)。此外，文学从口传到书面，从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或抒情诗、格律诗)、中年的小说到老年的传记，并非没有规律;先秦的头脑，汉魏的双臂，唐宋的心胸、元明清的腹腔和现如今的下半身写作也不失为是一种有效的比附。再次，当“网格化”取代了“划时代”流派思潮，文学的“扁平化”便难以避免。这不仅体现在目下林林总总的文学圈子，而且同样体现于熙熙攘攘的学术人等。当然，这只是就时代的客观情状而言，并不能排除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悖反。笔者的浅见之一便是文学一路走来，如何自上而下，但古来经典作家又如何恰恰彰显了反其道而行之的“逆反”与“逆袭”。话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明显呈现出由高向低、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由宽变窄、由外而内的倾向。当然，这些并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的悖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以及继承与扬弃、复古与鼎新所在皆是。这也是由人及其时代社会的复杂性、丰富性所决定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高高耸立于世界文坛之巅的中外经典大都具有某种悖反精神。
所谓由高走低，是指文学的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倘以古代文学和当代写作所构成的鲜明反差为基点，神话自不必说，东西方史诗也无不传达出天人合一或神人共存的特点，其显著倾向便是先民对神、天、道的想象和尊崇;然而，随着人类自身的发达，尤其是在人本取代神本之后，人性的解放以几乎不可逆转的速率使文学完成了自上而下、由高向低的垂直降落。如今，文学普遍显示出形而下特征，以至于物主义和身体写作愈演愈烈。以法国新小说为代表的纯物主义和以当今中国为代表的下半身指涉无疑是这方面的显证。前者有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格里耶说过：“我们必须努力构造一个更坚实、更直观的世界，而不是那个‘意义’(心理学的、社会的和功能的)世界。首先让物体和姿态按它们的在场确定自己，让这个在场继续战胜任何试图以一个指意系统——指涉情感的、社会学的、弗洛伊德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把它关闭在其中的解释理论。”与此相对应，我国网络文学的下半身指向一发而不可收，尽管这早已在前数字时代露出端倪，是谓下现实主义。
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动作(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情节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说，“从某个角度来看，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摹仿高贵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又和阿里斯托芬相似，因为二者都摹仿行动中的和正在做着某件事情的人们”。但同时他又对悲剧和喜剧的价值作出了评判，认为“喜剧摹仿低劣的人;这些人无不是作恶多端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这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希腊哲人对于文学崇高性的理解和界定。此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马克思在论述古希腊神话时充分注意到了经典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如今这业已成为老生常谈，但也是朴素的真理。在这方面，神话和史诗为我们提供了永不凋零的武库和范例。恩格斯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独白所取代，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由外而内的一个明证，某些网络文学的面壁虚设和自话自说亦然。
由强到弱则是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从神至巨人至英雄豪杰到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过程。神话对于诸神和创世的想象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古希腊悲剧也主要是对英雄传说时代的怀想。文艺复兴运动以降，虽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才开始大行其道。眼下的跨国资本主义又分明加剧了这一趋势。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宏大叙事变成了自话自说，尽管现代主义的某些反传统和“反艺术”蕴含着对抗资本主义的初衷，一如后现代主义的绝对相对性和去中心化很大程度上是消极抵抗的形而上学思辨。至于众多网络小说的唯我化和小众化倾向则更不待言。
由宽到窄是指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如果说古代神话是以宇宙为对象的，那么如今的文学对象可以说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昆德拉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就曾指出，“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而“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藉床上的G想到了奥维德的《变形记》。这倒是在网络文学中呈现出发散性多元形态，即大可指向宇宙，小可潜入内心。二者又何尝不是相反相成?
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情感教育还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说，都使文学肩负起了某种世界的、民族的、集体的道义。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则从不同的角度宣达了东西方先民外化的大我。但是，随着人本主义的确立与演化，世界文学逐渐放弃了大我，转而致力于表现小我，致使小我主义愈演愈烈，尤以当今文学为甚。固然，艺贵有我，文学也每每从小我出发，但指向和抱负、方法和视野却大相径庭，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比史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深广，恰恰在于其以己度人、以小见大的向度与方式。至于网络文学，由于其“网格化”品性，单向小化是难以避免的。
上述五种倾向在文学史上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众所周知，首先是自由主义思潮自发轫以来，便一直扮演着为资本主义快车润滑的角色，其对近现代文学思想演进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人文主义甫一降世，自由主义便饰以人本精神，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西方的封建残余。它同时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并终使个人主义和拜物教所向披靡，技术主义和文化工业蒸蒸日上。而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载体，无疑也是自由主义的温床。前面说过，十四世纪初但丁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晨光熹微中窥见了人性(人本)三兽：肉欲、傲慢和贪婪。未几，伊塔大司铎在《真爱之书》中把金钱描绘得惊心动魄，薄伽丘则以罕见的打着旗帜反旗帜的狡黠创作了“一本正经”的《十日谈》。十五世纪初，喜剧在南欧遍地开花，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恶搞充斥文坛。十六世纪初，西、葡殖民者带着天花占领大半个美洲，伊拉斯谟则复以邪恶的快意在《疯狂颂》中大谈真正的创造者是人类下半身的“那样东西”，惟有“那样东西”。十七世纪初，莎士比亚仍在其苦心经营的剧场中左右开弓，而塞万提斯却通过堂吉诃德使人目睹了日下世风和遍地哀鸿。十八世纪以降，自由主义在启蒙的旗帜下扯下面具，并进一步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拓展，但依然出现了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一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不留神几百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不论你愿意与否，世界被跨国资本拽上了腾飞的列车，但经典对时流的悖反一直没有终止。
这是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虽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却多少可以说明当下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的由来;尽管无论怎么“网格化”“扁平化”，网络文学并非铁板一块。
三
作为结语，我想说的是文学在这个时代大抵已经被资本和技术所控制，如何在理想与利益之间实现适当让渡迫在眉睫。但这需要文化(取《易经》人文化成之意)。二十年前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原动力。譬如，虽然美国发明了互联网，但由此生发的许多大事它却万难做到：当我们个人(包括隐私)适当让渡于群体或国家利益时，抗疫、高铁、物联网、手机实名制、微信、支付宝及各种探头挂满大街小巷和生活社区，如此等等，也便不在话下。反过来，让渡是双向的。我国政府奉行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政策无不在全面实现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和全力抗击新冠肺炎、国家承担全部疫患救治和检测费用、大幅削减或免除中小微企业税等方面得到了彰显。这无疑是相互的，惟其如此，也许新全球化或全球智能化时代才能如此这般大力助推我国的发展并由此惠及全人类。外国文学与母体文学之间同样如此，适当的互鉴与让渡有利于良性推动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体说来，便是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如何尽可能更好地融入和助推中国文学学科、更加直接地参与和影响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从业人员达三十余万，其规模仅次于法律界，是中国语言文学界的三到四倍。如此煌煌大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却远逊于中国语言文学界。何也?我的答案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忘却了传统，譬如“维新”和“五四”，尤其是“古为今用”“译为中用”的伟大传统，一定程度上蜕变成了唯洋人马首是瞻的应声虫。此其一。其二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外国文学而外国文学的自话自说或唯文本论，甚至有意无意地与外国文学即研究对象认同，从而与母体文学及文化渐行渐远。诸如此类，或许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或无稽之谈。不是吗?在国外，我们的影响力还不如二流作家;在国内，我们的研究远不及翻译：二者在中国作家和读者心目中的天平已经严重倾斜(而翻译又至今没有被纳入应有的评价体系)。三十年前，且不说《世界文学》，即或外国文学研究类学术刊物，其发行量也曾达到过六位数。两相比照，说明我们的研究已经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已经明显地圈子化、“网格化”“扁平化”了，自然也就越来越不为一般中国作家和读者所重视。至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数字化时代实在是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它不仅指向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同样指向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一如技术与伦理，如何在利益与理想、个人与群体，乃至个人、群体与国家及国家间作出恰当让渡，可能是现在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的重要课题。需要提醒的是：一、数字是客观的，但也是可以被操控的，因为归根结底它依然是人事，除非人类被智能人所取代;二、“网格化”“扁平化”并非一成不变，它主要取决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同时也可能同写手及其粉丝进行适当让渡，并最终回归文学的伟大传统;三、数字技术正在将文学引向“新口传时代”，但文学的个性化创作和个人化阅读(阐释)依然有其强大的惯性和逆袭性;四、我国外国文学界参与母体文学(包括经典谱系)建构并非不可，而且迫在眉睫。如今，《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开了个好头。我想她将卓有成效地接续我国外国文学评介的优良传统，同《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兄弟刊物一道，为“三大体系”建设拨云破月、添砖加瓦。
譬如“柯尔律治之花”，著名心理学家阿瑞提说过，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法布里修斯等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以后也会有人发现。只不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没有米开朗基罗，有谁会提供给我们站在摩西雕像面前所产生的艺术感受呢?也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诞生贝多芬，会有谁来创作令人回肠荡气的《第九交响曲》呢?同样，如果没有曹雪芹，又有谁能给我们带来阅读《红楼梦》那无与伦比的审美享受呢?文学艺术的特殊性恰恰是经典作家作品的“逆反”与“逆袭”，并在数字化时代、智能化时代继续处于不可替性的重要基础。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专栏，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