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回望漫漫历史长河,人类实践活动的动力大都来自于理论上的自觉。邓小平同志曾对解放思想的内涵做过明确的表述:“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感悟中国共产党引领各族人民将新中国的辉煌载入史册的70余载,推动中国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乃解放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时代。面对繁纷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的世人已真切认识到,解放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斐然成绩的有力法宝,也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石。


  解放思想是摆脱人类文明发展困境的密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国家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德雷曾对此作过如下表述:第三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生产分工、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革和升级,彻底打破了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状态的藩篱,为空前的国际联系和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种“打破”所带来的结果是多维度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传统地区闭合性社会的消解推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转移,国家间的区域性合作成为此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打破了闭合性的封闭社会,却没有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在经济全球化于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的同时,相关壁垒在传统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内所发生的作用,继续制造着分配结构的不均衡与不公平。


  经济全球化所展现出的社会发展自主性,使得国家之间的合作利益实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既有秩序的正义框架和利益机制出现的诠释困境,难以满足经济全球化深度推进的诉求,并成为导致其面临调整的根本原因。既有的国际秩序中“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不但在“边缘”国家或地区中不断地创造着动荡和矛盾,也令西方发达国家遭受到自身政治框架和社会基础的日益弱化。有学者将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英国脱欧公投等事件作为此轮经济全球化的拐点,对保守主义在西方的全面回归表示忧虑。在这种忧虑的驱动下,将视野聚焦在中国发展路径选择上,围绕中国的国家身份究竟是既定秩序的维护者还是挑战者展开了争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走科学的、可持续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遂成为世界各族人民摆脱人类文明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如何看待国与国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何根治既有国际秩序自身存在的弊病等,随之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演进难以回避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向世界传递了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中国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全球治理方案,不仅终结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西方优越论”的鼓噪,阻遏了逆全球化思潮和实践的肆虐,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根本担当。还阐发了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科学路径和基础。


  解放思想是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基石


  在近代欧洲产生的民族主义现象,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它所追求的外在体现形式,都是建立在领土政治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由此,当时的思想理论家们便把这种追求概括为“一民一族一国”的简明公式。旨在强调以语言文化同质为基础结合而成的一国人民,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在世界上应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即国族,并且应建立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保护外壳。这种理论和方案的政治思想基础是,因帝国统治而产生的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近现代世界最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或出路,就是各族人民通过自决,分别建立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与权力实体化的帝国制度所不同的是,民族国家通过国家层面意义的“族体”即所谓民族的构建,将国家原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共同体范畴演化为民族共同体,以适应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关系。当民族认同国家,将自己的政治诉求纳入国家框架之中,对国家报以公民忠诚时,民族构建进程就得以完成。因此,“一民一族一国”成为西欧原生性民族国家构建时的通行法则和不变信条。自民族国家体系于17世纪中叶问世以来,因局部冲突、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等因素所引起的传统与非传统问题层出不穷。在世界各国不断探索和实践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的同时,文明的多样性亦得以彰显。从政治制度角度而言,世界各地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共和制、联邦制等。从民族国家体系本身的发展形态与治理模式上说,亦呈现出多样性光谱。


  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进入“后冷战时代”,多极化趋势日渐增强。美国为保持其世界霸权地位,推出了“文明冲突理论”,并将之作为对外强行输出的“普世文明观”。认为,人类的冲突不可避免,全球政治的冲突主要体现为 “文明之间的冲突”。该理论从“不同文明必然产生对抗”“西方中心论”等理念出发,强调文化差异的影响,以及文明之间的隔阂与潜在的冲突,忽视或某种程度否认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可能性,夸大了文明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反映了美国将“文化霸权”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用以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动机。


  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人与自然关系分裂引发的全球范围的疫情、因消费主义改变人类生活状态而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以资本、技术和消费逻辑为基础的人类文明,在悖逆人类社会发展正向维度的徘徊等问题接踵而至。冷战后的世界未来走向如何?世界各国如何应对来自民族主义、地区冲突,以及非法移民、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是趋于衰落,还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等等,成为全球治理难以回避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人从全球治理实践出发,对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很多场合提出了文明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互鉴的主张,向世界各族人民描绘了文明互鉴、命运与共的美好愿景,解读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七色阳光”说起,阐释了文明多样性是世界基本特征和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应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的深刻道理。指出,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语言、一种音乐、一种服饰,则是不可想象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实践证明,“文明冲突论”会误导人们选择战争之路,而“文明互鉴”理念将不断促进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回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进步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清楚地感悟到人类文明观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历史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实践证明,“文明冲突论”会误导人们选择战争之路,而“文明互鉴”理念将不断促进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和谐共处。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理念和展现的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大局和沿线国家共同价值追求出发,向全世界提出的超越资产阶级文明观、正确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一种道路设计。旨在通过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汇聚沿线人民对和平、持续和繁荣的共同希冀,实现相关地区的共同发展、持续繁荣和长治久安。今天,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以及我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主张。同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已被视为重要的引领力量。其所倡导的 “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将成为激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族人民实现文化繁荣、经济进步的动力,以及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基石。


  解放思想是把握人类文明本质属性的指南


  多样性乃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不同人类文明成果,对于维系人类永续生存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历史用不争的实例证明,只有深刻把握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本质,才能不断拓展人类文明的生存空间,激发人类文明的生存活力,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成果,进而为世界各族人民提供富有内涵的精神生活条件和多姿多彩的未来愿景。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人力与经济损失,带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打击。集中营屠杀和种族灭绝等残忍行径,揭示了以本民族利益至上为特征的进攻性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体制结合的可怕性,也为不同文明之间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创口和裂痕,人类文明本质属性受到毁灭性的摧残。为了走出频繁战争的怪圈实现民族和解,欧洲社会率先开始对其曾经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体系进行理念反思和实践改良。


  需要指出的是,从“煤钢联营”的出现,到欧盟的诞生,欧洲一体化一直都是欧洲民族国家寻求自我保护的现实途径。在欧盟的框架下,共同的经济政策使各成员国可以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认同基石未发生变化,国家的私利性使各成员国在政治生活中既有的敌对情绪和互相竞争的关系,并未因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而消失,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所言,“互相竞争和权力平衡是欧洲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


  19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的爆发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上进行调整和重构。在这一时期,民族国家自主性的弱化为超国家合作、协调和次国家行动留下了空间,区域性组织的出现填补了民族国家边界后退所留下的领域。然而,区域性组织的兴起并非在挑战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而是作为一种适配经济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整合形式,帮助民族国家进行“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


  自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让世人清楚地看到了发达国家主导下传统经济全球化的诸多弊端。随着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组织治理能力的有限性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弱点日渐凸显。区域性组织迫切需要更加有效地挖掘民族国家的制度潜能,应对来自传统国际秩序框架的挑战,这已经成为相关国家政府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从维护人类文明本质属性的根本目的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人民应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意令人瞩目。首先,它超越了语言、地域、历史、血缘等既往存在的人类共同体的认同基石,而将共同的未来(命运)视为认同对象,以共同命运作为纽带将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责任紧密联系起来。其次,它从共同体结构关系出发,以将命运概念纳入共同体的范畴之中的方式,在原有民族国家的结构框架之下,规避了零和博弈指向的传统的国际秩序。主张将民族国家从强权性、冲突性、竞争性与剥削性交织的传统国际关系中解放出来,建立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世界文明新秩序,实现不同文明合作共赢这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普遍共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为谋求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和新举措,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新的国际秩序和人类文明的决心与能力,对当代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充满想象”的精神家园,而是一个世界各族人民在共同风险面前热切憧憬可以休养生息的,重塑彼此信任、互相依赖的世界。作为一种构建新时代人类文明体系的科学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引领民族国家的未来走向。


  回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解放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相生相随,解放思想沿革路径昭然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不同文明取长补短、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过程。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开启中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就不可能始终走在新时代前列,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站在当今世界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人类文明向多样、平等和包容方向发展,依然离不开解放思想。毋庸置疑,解放思想作为一种客观应对世界文明格局走向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将不断推进人类文明前行,引领世界各族人民迎接“美美与共”新时代的到来。“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21年0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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