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梁斌《红旗谱》——农村阶级斗争模式

     《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及《青春之歌》，是1949—1966年最主要的文学成就。在《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这些作品全部没有入选。也许当时海内外专家评委觉得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够不上“100强”标准。但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尤其是当我们试图通过小说来讲述“中国故事”，“三红一创一歌”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遗忘的板块。

　　 一　贫富矛盾与国共斗争

　　 《红日》《红岩》《红旗谱》都是“革命历史小说”，黄子平在这六个字中间加了两个点，“革命·历史·小说”，一个文类概念变成了三个不同范畴：革命与历史的关系吊诡，历史与小说的界限微妙，革命与小说的缘分更值得玩味。按照黄子平的概括，“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 [1] “三红”任务相同，但又有分工：《红日》描绘军事胜利，《红岩》强调道德信仰，《红旗谱》说明民心归属，主要叙述中国农民为什么会在历史发展中选择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从故事的时间上看，《红旗谱》最早，写的是20年代到30年代抗日前的北方农村。从故事的内容看，《红旗谱》涉及中国革命当中最重要的农民问题。后来的《创业史》《艳阳天》，以及80年代以来的《红高粱》《古船》《白鹿原》等，其实都在延续或改编或重写《红旗谱》的故事。

　　 梁斌（1914—1996）的《红旗谱》表面写两家穷苦农民和一家地主豪门之间两三代的恩仇争斗，实际写北方农村的阶级矛盾如何被引向政治斗争。小说有个序曲，大概20多年前（清末民初），地主冯兰池要砸掉防汛堤上的明代古铜钟。砸铜卖钱，借机强占40多亩“公地”。公地并不属于国家，是当地四十八村村民从前集资购买，古铜钟就是购地证明。农民朱老巩，见义勇为，赤膊上阵，拿铡刀护钟。严老祥也挥斧助战，四十八村村民都来围观。在小说里，在改编电影里，这都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经典场面。

　　 冯兰池找来地主严老尚，骗走朱老巩，古钟还是被砸。朱老巩吐血而死，女儿也自杀，儿子朱小虎离乡背井闯关东。关于古钟，小说里没有细说，各种文学史和评论也很少提及，其实被砸掉的古钟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一种传统乡村民间社会的秩序和契约，或者说标志了不同阶级面对河水灾难的一种合作关系。古钟一毁，预示着穷富的矛盾从此不可调和。

　　 小说开篇朱小虎已经40多岁，改名朱老忠，从关东回来，带着老婆贵他娘和两个儿子。此时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走投无路正想闯关东，被朱老忠劝下，说关东也没有穷人活路，而且冯家砸钟之仇未报，心有不甘。陈平原曾经总结过中国历代武侠小说的三种主题，第一是“平不平”，第二是“立功名”，第三是“报恩仇”。只有“报恩仇”，才能最大限度拉长小说情节，增加故事动力，给人物行动以足够持久的道德理由。 [2] 朱严两家与冯家本已阶级对立，再延续砸钟世仇，两家后来两肋插刀不变色，明是阶级友谊，暗是侠义道德。

　　 小说男主角，当然是坚决反抗、豪爽仗义、有勇有谋的朱老忠。冯牧说他“是一个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着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 [3] 小说把所有优秀品质都堆在朱老忠身上，中国农民其他还有什么不那么优秀的地方，就找胆小怯懦的严志和、眼睛看不见的朱老明、“封建”固执的老驴头或喜欢吹牛的冯大狗等人来分担。在这部经过反复修改的集体创作中，朱老忠不会犯错，严志和老实巴交。严家两个儿子运涛、江涛，是革命主力，两人相貌接近，性格上也几乎没有分别。朱严两家是小说中的穷人代表。对立面冯老兰，就是当年砸钟的冯兰池，现已60多岁了，绝对的反派，在小说里没做过一件好事，甚至对自己做的任何坏事也没起过任何的怀疑——这是“五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现代文学中，伤害子女的七巧，最后手镯“推”到手臂上，也有她的可怜；周朴园对侍萍的虚假忏悔，可能弄假成真。可恶人物亦总有可怜或至少可理解之处，50年代的地主就是刘文彩、黄世仁，还有冯老兰。冯老兰除了整天在阴暗的大院里算账，算计农民、求财、巴结官府以外，还好色，看中良家民女，还要霸占村民养的小鸟，总之，绝对反派。

　　 到了80年代以后，《古船》《活着》《白鹿原》《生死疲劳》也都热衷于写地主，却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写法了。那是后话。

　　 冯老兰次子冯贵堂，读过“法科”，当过军官，还有点“新思想”，拆了家族祠堂办学校，对于农产品生产销售，也有一点科学改革的想法。当然在维护家族利益上，他和父亲立场一致，因为和保定卫戍司令是同学，直接联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官僚，所以他的力量比冯老兰还要大。

　   朱老忠回来以后双方初次较量，竟然是因为一只鸟。运涛偶然捕获了一只漂亮、名贵的鸟，同村少女春兰为鸟笼绣了一个美丽的套。鸟在集市上可以卖不少钱，大家竞投，出钱最多的就是冯老兰。运涛、大贵一看冯老兰要买，故意不卖。地主托人来劝：老兰想要这个鸟，你送他吧，留个人情。他们不肯，结果鸟被猫吃掉了，是大贵的疏忽。而运涛说，你疏忽了，那也没办法，我们原谅。

　　 这个情节不是“一石数鸟”，而是“一鸟数石”，既重新点燃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旧仇新怨，又加固了两家农民之间的义气情谊，还透露农民、地主居然有玩鸟的共同兴趣（到60年代这样的细节应该也要删改的）。

　　 冯老兰当然记仇，不仅因为一只鸟，而且因为丢面子。不久军队抓壮丁，他就把朱老忠的长子大贵点出去。朱老忠想，两家四个儿子，有人会武也是好事。他还支持运涛、江涛去读书，好像有长远复仇计划——有文有武。运涛和村里女孩春兰要好，家人不准。春兰爸老驴头，一来嫌运涛家里穷，二来看不惯男女青年自己要好，就痛打女儿，把她关起来。这时冯老兰也贪恋春兰漂亮，派人许诺送车、送牛等，要春兰做小。老驴头也不答应，说辈分不对。春兰是《红旗谱》里形象最鲜明、情感最矛盾的一个人物，真心喜欢运涛。运涛识字，能读《水浒传》，认识了高小教员贾湘农。贾湘农其实是地下党县委书记（作家梁斌当时也是这个身份），祖父也是农民，但父亲是工人（符合先锋队的标准），本人坐过牢。运涛在贾湘农教育下，觉悟提高很快，某天突然失踪——去了南方参加北伐，临走和家人都没说，独独跟春兰告别：“希望你另找一个体心的人儿……”春兰急哭了，“你革起命来，就有好光景了，还看得起我穷人家闺女。”这时运涛才明白春兰的性格，瞪起眼睛说：“不管你等不等我，我一定要等着你！” [4] 郑重其事的山盟海誓，通常预示不幸、意外。失踪半年后，运涛突然来信，说在南方参加革命军，当上了见习连长。严志和对朱老忠说，严运涛做了官啦，当上连长啦！一下子严家在村里的地位瞬间提高，连春兰她爸也换了脸色，“他‘革’上‘命’，也做上官了”，这是农民对革命的理解。整部小说中，这是朱严两家最快乐的时光。想象儿子在远方的军威，盼望革命军快点北上。但是北伐军中途“清党”，运涛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军队的，于是被捕，还被押到济南监狱。

　　 消息传来，严家陷入灾难。运涛想见家人，怕以后见不着了。家人不只想见面，还想要营救。此时江涛已入保定第二师范，求老师给长官写信。严老师的女儿喜欢江涛——后来不少“红色小说”都有这类桥段，名人士绅富家女儿，常常不理门当户对的追求者，执意喜欢冒险革命的青年。

　　 问题是探监救人都要钱，听到孙子出事，严志和老母气急去世，家里又要办丧事，又要救儿子，要借钱，怎么办？

　　 涛他娘说：“一使账就苦了！”……一家人沉默起来，半天无人说话。江涛想：“上济南，自己一个人去，觉得年轻，没出过远门，没有经验。要是两个人去，到济南的路费，再加上托人的礼情，再加上运涛在狱里的花销，怎么也掉不下一百块钱来。家里封灵、破孝、埋殡，也掉不下五十块钱……”

　　 严志和想：“一百五十块钱，按三分利算，一年光利钱就得拿出四五十块。这四五十块钱，就得去一亩地。三年里不遇上艰年还好说，一遇上年景不好，房屋地土也就完了。要卖地吧，得去三亩。”

　　 涛他娘想：“使账！又是使账！伍老拔就是使账使苦了。他在老年间，年头不好，使下了账。多少年来，利滚利，越滚越多，再也还不清了，如今还驮在身上，一家人翻不过身来。”

　　 这段文字将一个农民家庭的困境、绝境，写得一点也不夸张。无奈之中，他们只好找冯老兰，冯老兰因“鸟”记仇，当然不借。最后严家忍痛卖了三亩宝地。严志和病了，朱老忠和江涛去探监，通过关系，好不容易进到狱中，只见到运涛慷慨激昂喊口号，义正词严表忠心。“打倒刮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读者看了这段，当然佩服他的革命豪情，但也忍不住想：你知道你家人为了来看你，卖了地呵……运涛又对江涛、忠大伯喊，“叫春兰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回到锁井镇上去，报这不共戴天之仇！”

　　 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告诉读者，这时候朱德、毛泽东刚在井冈山会师。运涛和朱严两家还要等很多年。

　　 二　农民抗税与城市学潮

　　 运涛入狱关在济南大牢，江涛接替了运涛的工作。两人外貌、性格、身份都很像。贾湘农派江涛回乡，进行“反割头税斗争”。这是梁斌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真实事件。“割头税”就是突然新加的一个税项，农民每杀一头自己养的猪，都要另交几块钱。税名义上给政府，实际是承包给地方富豪来收税。比如冯老兰保证向上交4000块，实际上能收到上万元。

　　 农民已经要交各种地租、杂税，面对新税，一般农民也只能忍气吞声。江涛、朱老忠串联村中一些农民，大家觉得此事不平，一起鼓噪，形成了气势。大贵当逃兵回来，就在自家门口架杀猪锅。本来冯老兰派人架的杀猪锅要收税，但大贵他们说，我们杀猪免费，不收钱。这就形成对阵之势。

　　 通过反割头税，小说写出农民被共产党“鼓动”，不是因为政治口号，而是因为经济实利。杀猪新税是政府通过寻租承包等契约形式联手富人欺负百姓。也就在“反割头税”过程当中，运涛坐牢已经一年，这时村里有农民要给大贵说亲。说谁呢？说春兰。

老驴头说：“老明兄弟！可轻易不到我门里来……”朱老明说：“我衣裳破，瞎眯糊眼的，进不来呀！”老驴头说：“算了吧，你的眼皮底下哪里有我老驴头啊？”朱老明说：“今天来，有个好事儿跟你说说，你喜欢哩，咱就管管，不喜欢也别烦恼。”老驴头呲出大黄牙说：“你说吧，咱老哥们有什么不能说的。”朱老明说：“咱大贵回来了，我说给他粘补个人儿，想来想去想到你这门里……”朱老明和老驴头说着话，他不知道春兰就在炕那一头，做着活听着。她听来听去，听说到自己身上，

心上一下子跳起来，一只手拿着活计，一只手拿着针线，两只手抖颤圆了，那根针说什么也扎不到活计上。

　　 这是非常传神的语言，非常精彩的情节。运涛坐牢，无期徒刑，村里人也是实心实意为春兰好，不能一直等，等得年纪大了。朱老忠在村里有点威望，儿子大贵又老实又强壮，本来春兰也应该动心。可是运涛在牢里刚刚一年……接下来村里所有利益相关者——朱老忠、贵他娘、严志和、涛他娘、江涛、大贵自己，人人都得对“粘补”这件事表态，人人都很为难。每个人表态的过程，是《红旗谱》中最精华的段落。对朱家来说，有人帮自己儿子找媳妇，好事；而且春兰，他们都很熟，关系密切。但是又很为难——运涛兄弟还在牢里，能把他的媳妇娶过来？如果问严志和、涛他娘，他们嘴里也说好，因为儿子“无期”了，不能让人家女人一直等下去。可是嘴里说好，心里都不乐意。大贵虽然喜欢春兰，觉得是个好媳妇，可是不好意思说。江涛是读过书的人，更难表态。不知道是朴素的农村道德，还是愚昧的人伦关系，总之是一种锥心痛苦的选择。当然最难的是春兰，春兰嘴里一口否认，这件事，直到整部小说完结，都是一个悬案。

　　几个主要人物，革命者运涛，大地主冯老兰，逃兵大贵，都围着同一个女人。类似情节《死水微澜》有先例，后来《白鹿原》田小娥更加厉害。为什么在乡村故事而且是“史诗”里，总会出现“一女多男”的情节结构？有多少是现实依据，有多少是读者需求？值得探讨。

　　 “反割头税”从锁井镇蔓延到了县城，变成群众大会，严知孝老师的女儿严萍，看到江涛能在众人面前演讲，激动佩服。开会，慢慢又演变成游行，街上商店也停下来，有人撒传单，从杀猪税联系到其他地租、高利贷……渐渐地，口号就走向政治化，“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同样的混乱场面茅盾早在《动摇》中就描写过，那是真的混乱，50年代《红旗谱》重新描述的混乱只是表象，背后是党的精心计划。县里的保安队也阻止不了群众，人们知道保安队不敢真的动武。游行示威成功，县长宣布暂缓税项，冯老兰遭受损失。从经济不满到政治集会再到游行再到冲突等景象，后来中国的读者都很熟悉。

　　 在运动当中，江涛和贾湘农关系非常亲近。但小说中有一段，有点令人困惑。

　　 他（贾）拿起江涛两只手在火上烤着，问：“嗯，你那位女同志，她怎么样？”又扳起江涛的脸来看了看。他们有一年不见了，今天见了面，心上很觉高兴。流露在他们之间的，不是平常的师生朋友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友爱。他几次想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见江涛的脸颊腼腆地红起来，才犹疑着放开。说：“告诉我，严萍怎么样？”江涛歪起头看了看，说：“她吗？还好。你怎么知道的？”贾老师笑着说：“我有无线电，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这两位是同志，还是“同志”？同志间的友爱，要把嘴唇亲在他脸上？

　　 两人还有一段对话更加精彩。“反割头税运动”成功了，农民杀猪不用交钱了，江涛突然问贾湘农。“闹腾了半天，我还不明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贾老师扬了一下眉毛，笑了说：“运动在目前是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嘛。组织起来向包商主，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来要在运动里吸收一批农民积极分子，打好建党的组织基础。”

　　 江涛又问：“落脚石呢？”

　　 贾老师伸出一只拳头，猛力向下一捶，说：“还是一句老话，最终的目的是起义，夺取政权哪！是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农民反割头税，是为了不用交钱。贾湘农反割头税，是为了夺取政权。江涛处在两者中间，“闹腾了半天”，始终不知为了什么。

　　 “反割头税”是成功的，接下来“二师学潮”却是失败。小说随着江涛的足迹，从农村写到了城市。一些主张抗日的武装学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保定二师校园里，双方僵持不下。学生们没有食物，出去抢东西，也靠外面的群众“飞饼”——从天上丢一些饼给他们吃。江涛想通过乡亲冯狗子逃出去，又利用女友严萍的关系，请老师严知孝找卫戍区的司令陈贯群说情，但都不成功。在学生们准备强行突围前，军队开始进攻。梁斌本人并没有直接看到血腥的“七六”惨案，他依据同学们的第一手材料，在书的最后部分描写了悲惨结局，有十七八个学生死亡，五六个受伤，三十多人被捕，包括江涛。朱老忠、严志和也赶到现场，但两个老农民帮不了任何忙。这是“红色经典”当中很少没有光明结尾的作品。

　　 三　农村阶级斗争的“红旗谱”模式

　　 怎么评价这部小说？

　　 第一，《红旗谱》提供了一种颇有文学史意义的农村阶级斗争模式。晚清小说写官场压迫民众，但农夫、妓女、地主、仆人都包括在“民众”里面。“五四”小说淡化官场，也写农民被压迫，但较少写反抗。《小二黑结婚》干部重登文学舞台，不仅官分好坏，农民也分先进落后。“人物四分法”到了《红旗谱》规模扩大，结构简化。二诸葛的落后，本来与父威“族权”迷信“神权”有关，三仙姑的落后，则牵涉乡间贫富势利，这些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细微之处，在《红旗谱》里，都被主要矛盾线索而简化了。《红旗谱》是长篇小说，明明有很多实在的细节，比如砸钟关系祠堂宗族文化，冯老兰儿子还想改变乡村生产方式，严志和、朱老明、老驴头、冯大狗等农户至少也有中农、贫农、佣农之分别……但是小说将这些较复杂的阶级秩序民俗矛盾，迅速概括为穷富矛盾与国共斗争的逻辑关系。《红旗谱》的农村阶级斗争模式本来至少有六个基本要素：穷苦农民、新式学校和地下党，对抗地主加祠堂加国府。但小说淡化了祠堂文化的功能，又直接描写小学老师就是地下党。《红旗谱》的这种农村阶级斗争模式，后来被不少作品重复、增补或者颠覆。《红高粱》在农村社会六元素之外，重新复活了第七种人——土匪，从而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 [5] 《白鹿原》则将这六个要素重新组合，地主也靠国民党政权，穷人也跟共产党革命，但是学校教育和宗法祠堂却从对抗转为联手，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在乡土层面互相制约。这些20世纪后期的重要作品，都是从《红旗谱》模式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过来的。

　　 第二，《红旗谱》不仅写农村“反割头税”的胜利，也表现了城镇“二师学潮”的失败。尤其是学生与军队血的对抗，省委撤退指令，是否太晚？贾湘农书记有没有预想到最后结局和代价？作家其实明知这是30年代王明路线的“左倾盲动”，但在50年代仍然选择歌颂英雄。 [6] 一方面《红旗谱》客观展示了革命历史中的错误与代价，另一方面小说还是将教育功能置于历史真实之前。归根到底，“革命历史小说”，也是“革命教育小说”（《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出版）。

　　 从艺术标准看，小说主要人物如朱老忠、冯老兰，非黑即红，非邪即正，都是类型人物，几乎没有内心矛盾和性格转变。江涛、运涛则是同一人物的变体。小说中越是主角越是扁平，反而一些次要人物严志和、春兰、老驴头等，更有生活色彩。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指出，“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 [7] 一些具体场景，比如乡亲们要将春兰“粘补”给大贵，还有大贵在野地里捉猪等，细节充满泥土气息。

　　 小说作者梁斌（1914—1996），河北人，11岁小学就加入了共青团，亲身参与“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他的作家身份和干部经历几乎同步，1934年就发表小说。抗战期间，担任县委领导，参加地下斗争。1949年以后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河北分会主席。《红旗谱》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从1935年的小说《夜之交流》，到1942年写《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红旗谱》中的不同情节，早就在他的这些作品里出现过。真正写作期，是50年代中期，稿子送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由萧也牧、张羽等作家帮助修改。萧也牧自己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可他却为《红旗谱》的改稿做了很多工作。

　　 当代文学生产机制，除了作家干部化和优厚的稿费制度、文学批评以外，还有一个集体创作模式：第一，通常写真实历史事件；第二，原作者是事件亲历者或参与者。“反割头税”时，梁斌自己家门口就架过杀猪锅；“二师学潮”之“七六”惨案那天，梁斌正好在养病，但不少参与者都是他的同学。从长篇结构看，“二师学潮”和整体结构不大和谐，前面讲农村阶级斗争，最后转到城市学生革命，可能是作家坚持要写亲历经验，并想以作品来纪念他的同学、朋友，他们在学潮惨案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家毕竟在这集体智慧的红色经典中，也留下了一点个人印记。

　　 当然，集体创作还有第三个特点，即编辑部与其他作家的参与，或润色文笔，或拔高主题。另外，不少作品会以未定稿或者征求意见本等特殊的形式出版，我们以后再讨论。

　　 [1]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9页。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7页。

　　 [3]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4] 梁斌：《红旗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5] 雷达曾称赞《红高粱》：“它与以往我们的革命战争文学都不相像……在审美方式上它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更新。”《灵性激活历史》，《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

　　 [6] “《红旗谱》中，关于政策问题曾经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7]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9页。

（来源：爱思想网）